作者：黎明

　　最近，西安鑫龙公司与陕西汉中一家公司，因工程装修进度及支付工程款等问题发生纠纷。鑫龙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人因组织员工发帖声讨，被诉诽谤，相继被刑拘。其间，当事双方各自发起了国内著名法学专家论证会，所得结论全然相反。此事引来多方关注，司法系统之间和一个司法部门之内，也有不同意见。有媒体称此事“演变为一场是否为‘网络诽谤’的普遍争议”。

　　专家及司法人员因某个问题而争执不下，这种情况通常涉及未明、未决的法理或法规解释，其研讨中的专业性较强，而研讨有所进展亦往往带来推及乃至普适的司法效果。我注意到，辩论各方在引经据典中，屡屡提到公安部下发的《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审视之，此“通知”对如何理解、执行相关法律条款，确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依据《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此类案件一般是告诉才处理，例外的情况，被视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则提起公诉。

　　近年发生的彭水诗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孟州书案、儋州歌案、志丹短信案、王帅帖案等“因言获罪案”，都是以诽谤罪罪名当公诉案件追究的，“被侮辱”、“被诽谤”的官员均未进入案件当事人行列之内。一旦涉及地方主要官员的形象和利益，处于领导人掌控中的当地司法人员，往往不由自主，总是将案情性质拔高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即使地方、部门领导班子全体震动，定性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也是荒唐的，不过，这其实属于体制规定出来的“执法过硬”。因为，在当地司法人员那里，这种惹恼或震惊领导的事情自然应被纳入最严重事件之列，如果连这都不算严重的话，那么处在一隅之地的司法单位，所遇到的严重事件就不多了。所以，执行公诉诽谤案的相关法律条款，总是有张无弛，诸多公诉却无公正可言的诽谤案因此而生，恶果是把一批无罪之人甚至有功人员修理成了罪犯。

　　司法部门尤其是公安系统，为保障地方领导形象的光鲜付出了较大代价，令其自身在民众间的形象和信誉更为不堪。明智一点的部门决策者，应该能体会到痛感和病根。

　　公安部“通知”指出：“近年来，有些公安机关在办理侮辱、诽谤案件过程中，不能严格、准确依法办案，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和执法公信力。一些群众从不同角度提出批评、建议，是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为侮辱、诽谤，通过刑法解决，不仅于法无据，反而可能激化矛盾。”这话要求下属应和地方领导出于自利需求的整人行为保持适当距离，为各地警方提供一个回避领导要求的理论根据，对地方干部也有“人性化规劝”。这段表述可获高分。

　　但在具体的认定标准上，则明显推敲不周。“以侮辱、诽谤罪立案侦查，作为公诉案件办理”的三条标准，皆有含混与不妥之处。

　　“因侮辱、诽谤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这头一条，肯定会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法规根据”。本来，“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定义就不清晰，各种情形不论过程与后果的众人聚集事件都被囊括在内。当事人纠合一群人造点声势，本不严重的谣言与诽谤之争，则达标为可公诉的诽谤案件。

　　“因侮辱、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这一条，内外追责标准一致必无法实施，而“内外有别”则不成体统，有失国内司法体面。

　　“因侮辱、诽谤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这一条大而无当，可以随意理解，等于无法把握。但是，既然能够“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那就不是高限为三年以下徒刑的诽谤罪罪种可以担承的。此条全删之方显脑内无水。

　　修改《刑法》第246条，废止诽谤案件的公诉条款，规定诽谤案全部为自诉案件，这才与公理、法理吻合，且符合实际、易于操作，此举当提上日程。在修法之前，公安部的公诉诽谤案立案标准，当参考上述我见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