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坚

　　10月10日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再次力推其“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希望此共同体应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而且，考虑到各国不同的政体，这个共同体目前应该主要致力于经济合作。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对这个合作平台的功能和期待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无法在实施细节上有能够超过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框架(FTA)的或清迈协议(CMI)框架”的更多可操作性方案。尽管如此，亚洲面对“后危机时代”的课题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如何从以美元主导的“全球化”过程拓展到另一个由亚洲自身的区域合作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增长模式。而且，这种增长模式的主导权将决定亚洲未来脱离美元经济后的发展命运。

　　亚洲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主导权(比如，人民币国际化、亚元经济圈等)，关键还是取决于亚洲能否率先走出一个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崭新的增长模式(当然包含与之相对应的新技术、新标准等)。否则，美元的主导地位靠它现有旺盛的技术创新(教育产业)的活力、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一流的品牌及专利等“无形资本”，很难被他人撼动，更不用谈被替代。显然，今天关于下一轮经济增长模式主导权的“争夺”已经变得“剑拔弩张”，围绕“低碳经济”理念的新标准制定和产品研发，各国都在马不停蹄地进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早就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这是争取中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争取发展主动权的一个具体表现)，他指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另一方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从高碳排放的生产标准和产品制造转变为低碳经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产品的附加价值比以前更高，而且转型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消费能力的约束，不仅需要社会上下有放眼未来的共识，而且要具备消化这类转型成本所需要的个人财富能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比如，美国和日本当它们的人均年收入开始进入12000美元以上时，我们才观察到人均消耗能源的规模在下降；欧洲比较早，在人均五六千美元以上时，就出现了和美、日一样的人均能源消耗量的下降格局。也就是说，欧洲社会保障功能较强，政府公共投入力度较大。所以，旧行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可以通过社会扶持，解决他们失业所可能带来的生存问题和为寻找新工作所需要的继续教育以及寻找工作的成本，而美、日转型的成本个人要承担得更多一些，于是，没有相当的财富积累，就不可能形成自发的市场力量，即使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很难推动，成本会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进入低碳经济的条件确实不很充分，但是，随着世界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气候变化问题急剧升温，全球可持续发展道路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此，低碳经济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说是“机会”，即在于我们具备把符合低碳经济“高成本”产品的制造现状转变为让市场能够普遍接受、形成规模效应和低成本的社会消费的繁荣时代，而日本和韩国具有这方面“世界级”的研发和产品制造的技术优势，如果不能够把上述各自的比较优势整合起来，而只靠自己目前的力量与欧美比拼，结果还是有可能回到这场危机前“被动”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只有大家开诚布公地进行合作，中国就能够克服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时也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分享到更多的财富效应。于是，这种财富效应在健全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的安排下，一定能够带来全社会整体的实际购买力的提高，而不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这样，中国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巨大的消费潜力，将一定会比美国靠滥用“金融创新”催生的消费冲动更有可持续性也更加健康。同时，在亚洲经济共同体中的各成员国，一定都能够分享到自己付出合作努力后所取得的丰硕、安全的财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的“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后危机时代”东亚经济合作共同的主题。(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