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波

　　关于“钓鱼执法”，近期有两个著名的事件：一是上海白领张军出于好意，驾车搭载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被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为“无运营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罚款1万元；二是9月下旬，多位武汉司机投诉，他们被人以接病人为由骗到鄂州，车一到就被客管处执法人员包围处罚，所谓乘客也马上失踪。

　　上海的事件，有了最新进展：近日张军提交诉状，要求法院撤销上海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10月12日《法制日报》)另有媒体报道，张军对自己的官司心怀忐忑，因为他了解到，“上海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经常被起诉，还没有败诉过”。

　　“钓鱼执法”的坏人心术，把整个社会引入诡谲的氛围，其危害显而易见，此前更发生过黑车经营者因对“钩子”(即受部门委派“钓鱼”者)极度愤怒，将其刺死的暴力事件。舆论的声讨也早已甚嚣尘上。既然如此，为什么“钓鱼执法”至今不见绝迹，相反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权力谋利冲动无法有效遏制的产物。权力一旦部门化，部门一旦利益化，打击黑车就只会是一种手段，而谋取私利才是根本目的。在这种执法生态中，“钓鱼执法”成为潜规则有什么奇怪呢？

　　如何破除“钓鱼执法”？寄望于权力自身马上纯洁起来几乎不可能，于是人们盼望张军案件的审理能给人心一个抚慰。可正如新闻所说，连张军自己都不敢乐观。这不仅因为他面对的是拥有众多资源的强大权力，更因为他要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很难推翻对方经过精心设计所取得的证据。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坚称张军和“乘客”已谈妥十元车资，确属非法营运，“乘客”和埋伏者的行为均属执法行为，且“规范、合法、有效”。在场的只有当事人，充当“钩子”的乘客和执法人员，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哪里能够提出多少能让法庭采信的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从法律上讲，张军自证清白十分困难。这实际上也是上海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经常被起诉，却总能安然过关的关键。

　　我们认为，这一诉讼的最终结果如何，也许未必多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经由这些典型案例，在不少公民付出痛苦之后，找到一把破解“钓鱼执法”的钥匙。而首要的一条，就是确认非法收集的证据无效这一原则。

　　非法收集的证据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法律规定程序，采用不正当方法获取的证据。对非法证据，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禁止使用，而在我国，只是“两高”在关于刑事诉讼法适用规则的司法解释中作了一些尚欠明晰的规定。

　　如果非法证据无效这一原则在民法、行政法领域也得以确立，那么张军事件就非常简单了。且不说张军是否非法营运，即使他真在开黑车，执法部门也会因自己故意“做笼子”的手段，而使自己的行政处罚行为丧失正当性。这也就从根本上铲除了“钓鱼执法”的土壤。

　　当然，这样的原则会让权力自肥的人们不爽，鄂州客管处一位官员就曾向记者诉苦：打击非法营运取证太难。对此我们要问一句：难道取证太难，就要诱导公民违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