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avid Tang

　　最近在匹兹堡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包括一致认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趋于稳定的结论，政府救助暂时不应退出，相互审查经济政策以确保今后长期持续的全球经济协调和稳定发展，削减国际贸易差额和寻求全球经济平衡，等等。在这些会议成果的背后，是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雏形，是新崛起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起舞。

　　峰会以公报的形式决定，今后由G20取代过去的G8作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国际组织。这个决定结束了几十年来由西方少数价格超级经济体所垄断的国际经济话语权。长期以来，非常具有排斥性的“七国俱乐部”和后来的“八国俱乐部”，终于发展成为了一个更有广泛代表性的包括了新兴经济大国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不仅如此，会议公报还指出，20国领导人同意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管理机制和结构，尤其是消减发达国家在IMF的投票权，并转给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当然，中国被充分接纳的附加条件是中国必须接受监督维持世界经济平衡。严格意义上说，此次峰会后，各国的经济政策都要接受审查和监督。这也是这次峰会形成的一条具有一定约束意义的共同意见，为确保G20今后协调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管理机制。然而，这个审查机制主要是针对三个方面，美国承诺制约政府借债并鼓励国民储蓄，欧洲承诺增加民间投资，中国和德国必须治理与刺激国内消费。对于中国来说，公报要求中国实施经济转型，减少和杜绝有害的不平衡贸易，说白了就是以出口加工为主的经济增长必须转变为内需带动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平衡中美贸易。G20领导人同意由IMF对各个成员国实施具体的经济政策审查。而中国的经济转型备受关注，或者说备受压力，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最近一两年全球最大的“灰色市场”实际就在中国国内——大量印有“中国制造”的高档服装、食品、电器、医疗器械等等被以代购的形式，从欧洲和北美“海归”中国，并以普遍高于海外市场价格的高价畅销中国市场。这个极不正常的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产品低价出口的严重竞争程度，也说明了巨大的国内高消费市场的被忽略程度。因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势在必然。

　　世界关注中国经济转型，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机遇。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把“中国制造”带进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今后的30年，中国经济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应该是中国放弃用廉价劳动力赚取外汇的出口依赖型经济模式的时候了；应该是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影响和主导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时候了；应该是中国思考怎样在国际经济论坛上扮演一个经济大国角色的时候了；应该是中国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并输出“中国制定”的时候了。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也应该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从“产品制造国”转变为“政策制定者”的转型机遇。

　　当然，仅凭一个G20，中国还远不能成为一个对全球经济政策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这是由G20的性质决定的。G20本质上继承了G8的缺陷——缺乏约束机制，会议公报不具有约束力，成员国不履行公报规定的内容和作出的承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针对这个问题，这次峰会确定了由IMF对成员国进行经济政策审查的机制。但是，IMF深受美国等个别大国影响，其本身是否能够有效约束美国等值得疑问。在G20中，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诉求，一些成员国派别意识深重，这让G20形成一些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决策非常困难。为了迎合各国的诉求，峰会最终的决议都非常笼统，留下了相当大的详细内容有待各国协商。中国在这样一个博弈过程中，还有大量工作去做。

　　值得圈点的是，在过去一年多的三次G20峰会中，中国都能够充分利用自身影响力和机会扩大自身利益，并对会议公报产生关键影响。在上次伦敦会议以后，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交易并主动给IMF注资，以实际行动落实领导人峰会决议，做出了信守承诺和负责任的实际行动，为今后获得更广泛的信任和认可奠定了基础。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逐步落实经济转型措施，大幅减小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依赖性，通过扩大内需来解决国内的就业和增长，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和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必然会显著提高。(作者系投资和国际税务顾问，现居美国底特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