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上海又出疑似“钓鱼执法”事件。上回是闵行，这回是浦东。自称被“钓鱼”的司机孙中界以自杀自证清白，幸为同事所阻，但仍然造成了自伤。

　　执法人员并不认为是在“钓鱼”，因为乘客并非执法人员，而且也不认识。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名乘客怎么会知道当日查处车辆非法营运的执法点设在何处，让司机将车开过去，并且迅速完成抽掉车钥匙的行动？

　　司机孙中界并不承认从事了非法营运。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人在路中间拦停他的车后，说没有公交车了，出租车打不上，天气较冷，请他帮忙并直接拉门上车，到达后，这名乘客自己丢了一张钞票在他的车上，取走了车钥匙，在此设伏的执法人员一拥而上，认定他从事了非法营运。

　　孙中界自残后，执法人员面对媒体，解释了认定非法营运的两个条件，一是乘客是否扬招，二是除了谈价外，司机是否将乘客送到指定目的地。这个解释看似有理，实则存在缺陷，可以说，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使认定非法营运变得较为宽松。

　　乘客扬招？搭顺风车的人，都是自己去招手拦停车辆。肯带人一程的司机，大概也多会将那人尽量送至接近目的地的位置，如果更加好心一点，可能直接送到目的地。至于谈价，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一是是否与乘客有过谈价话题，而不管司机是否答应收钱，都算是谈过价了；二是，现实中也确有受帮助的人觉得需要给予帮助者一定报酬的现象，这是表示感谢，而非做生意。而按照执法人员的说法，这全部要算作非法营运。

　　认定一个人从事非法营运，应该有严格的标准。我想，说某人“从事”某一行当，应是相对长期、固定的行为，而非一个偶然的举动，而对从事非法营运进行“钓鱼执法”，乃至进行正常的查处，基本上都是以一次行为来定论。如果说这是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勉强可以；但要认定为“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这就是潦草到家。然而，执法者出具的处理书上，定性正是“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

　　孙中界没有从事非法营运，一个显然有力的证据是，他所开的车辆属公司所有，用途是每天接送工人到各个地方工作，车辆在每天使用完毕后，必须开到厂里停放，这辆车购买了3年，总里程为十多万公里。孙中界开的车，没有给他提供从事非法营运的时间和方便；车辆的总里程也足以证明该车没有从事非法营运。

　　执法人员认定从事非法营运的两条标准，给自己执法留下了太大的随意性。这样的标准，显示了权力对权利的轻视，它给权力留下的行为空间极大，而被管理者的权利空间被大大压缩了。执法者只要抓住你有一次非法营运行为，就可以认定为从事非法营运，而两个概念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这就像一个人有违法行为，你不能直接就定性为犯罪；这就像一个人身体指标有偶然的波动，而医生不会径直判断为患病。

　　现在，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执法钓鱼”问题，还没有特别留心“从事非法营运”在执法者那里是一个何其简单的事情。而我要说，在他们的标准中，所谓“从事非法营运”，既不需要时间长短、次数多少的分别，也不需要考虑带客行为中的复杂因素，哪怕正常执法而不是“钓鱼”，也是不公正的。

　　当然，“钓鱼执法”，更是将权力的恶意暴露无遗。且让我相信孙中界确实进行了一次非法营运活动，但它的源头在哪里呢？一个人有非法营运的意图，也未必付诸行动，是“钓鱼”使之将意图变成了行为。“钓鱼”不正当、不正义，本身就是非法行为，就像动员人们敞开鸣放，从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一样，秽恶无比。

　　如果说“钓鱼”尚属疑似，执法标准过于粗疏已是无疑。而且正因标准是如此粗疏，给“钓鱼”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只要你上当一次就可以算“从事非法营运”。

　　随意的执法标准，恶意的诱犯行为，权力如此行使，正当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