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畅

　　深圳社保局人员假扮患者，在深圳多家医疗机构暗访，查出不少医疗机构存在“违反医疗保险规定的行为”。社保局予以通报，并作出了处罚决定。另一方面，多家医疗机构指责深圳社保局是在“钓鱼执法”，而在媒体报道中，“深圳社保局陷入‘钓鱼执法’迷局”成为显眼的标题。(11月16日《南方都市报》)

　　既然是“钓鱼执法”，批评的理由似乎不用再找了。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之后，舆论对“钓鱼执法”有过集中、系统地批判与反思，而这些批评与反思的理据，想必对深圳社保局的“钓鱼执法”行为仍然适用。

　　然而，退一步想想，如果不是现今“钓鱼执法”一词广为流行，也许深圳社保局的做法只会被定位于“明察暗访”而已。毕竟，假扮的患者，还没来得及设置执法圈套，对方“不合规定”的行为就现了形，算不上被“钓”的鱼。而明察暗访，行政部门也常用，而且往往还带上合法、正义的色彩。

　　关于明察暗访，我们对这种暗访模式也许颇为熟悉，这种手法，也总会时不时地带给人们正义的快感，仿佛某种不良的行风、政风，总能通过这种打了鸡血般的执法行为得以曝光，得以惩治。不光是权力如此，我们的媒体也常常采用如此手法，譬如很多扫黄报道中，媒体记者往往也扮演了这种暗访角色。

　　暗访所涉及的法律行为，姑且不论，不管怎么说，这仍然只是一种偷巧的做法。问题正在于，如果行政部门对这种偷巧的做法有所偏爱，那么寄望于权力的系统性监管，就有些困难了。这种明察暗访，正如同城管机构不定时扫街，本质无二致，都可算突击执法、临时执法、选择性执法，这些执法手段难免夹杂着兴奋感，当然也容易制造执法的现场感乃至视觉冲击感——但是，它们根本没有常态性可言。而常态的执法，是繁琐的，也是缺乏现场感和视觉冲击感的。

　　当然，我也不想就深圳社保局的做法是不是“钓鱼执法”进行纠缠，我的疑虑在于这一点：如果一种权力陋习总是因为“典型报道”得以放大，让人敏感，甚至是假借 “典型报道”的关注点而被附带推上舆论标靶的位置，那么权力陋习实难根治，而往往只会在局部的层面加紧修缮。正如明察暗访，虽说会容易走向“钓鱼执法”，但很多情况下也是合法的，那么，我们能因此就容忍暗访替代了常态执法吗？

　　如果权力偷巧，即便手段合法，也不是值得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