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西

　　如果没有井口喷出的白色烟雾和水汽，黑龙江鹤岗市新兴煤矿的矿难也许可以算是让·鲍德里亚所说的“完美的罪行”：没有表象、没有动机和罪犯，甚至遇难者也被埋没在厚厚的土层底下，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命运无常。

　　如果矿难的直接原因(“该事故主要是由于113队施工作业面距离地面约500米深的探煤道发生煤与瓦斯突出，引起瓦斯爆炸，波及井下作业采掘工作面28个”)只不过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那么采煤就变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冒险。这当然不是自然因素，可是为什么却表现得像自然因素那样无法控制？在这里，人的生死维系于一线之间，这是一群“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然而，他们的恐惧却被集体冒险的机器理性所掩盖了。在冷冰冰的数字化结论面前，人和机器仿佛是一体的——在报纸的头版，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几个数字：“本报截稿时死亡人数已达106人”；或者这样的数字：“最高可一次性获赔 33.26万元”。

　　抽象的数字掩盖了真实的肉体和心灵的疼痛。数字化生存与死亡不仅是虚拟网络的宿命，更成为集体话语的构成要素。用数字来标榜客观化的同时，能够有效地控制其中的情感因素，将一次次灾难弱化为硬件设备模棱两可的疏忽：什么“事发矿安全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认真、不彻底”等等，冒似猛烈的批评，其实全是套话！

　　在中国一些地方，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这样的话：“矿工的生命贱如草。”贾樟柯的作品《站台》中有一个桥段——矿工拿着“如有意外，矿厂概不负责”的生死合同默默离去，场景让人心碎。可是矿工们仍要冒这个险，既没有面临死亡威胁的惶恐，也没有获得一份工作的欣喜。这位矿工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寄托在对未来不切实际的想像上。好一些的情况是赔偿，而赔偿则意味着用生命来换取家庭其他成员的幸福，意味着同样冷冰冰的数字：“第一套赔偿方案：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鹤岗市为1900元，因此这项金额为1.14万元。另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48个月的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12万元。除此之外，供养遗属抚恤金为配偶每月708元，其他遗属为每人每月531元。孤寡老人和孤儿，每人每月还将增加10%；第二套方案为一次性赔偿，包括一次性遗属赔偿金20万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0.26万元。”

　　谁将为这些死者负责？是企业领导人，还是中国漏洞百出的煤矿制度？国家领导人一次次的现场指挥却没有让矿难停下脚步，似乎风平浪静的2009年也已曝光过4次大型矿难，其他3次为：山西屯兰矿难、重庆同华矿难、河南新华矿难。

　　一次次的矿难，在挑动我们的神经，也在让我们麻木。传统的经验已经死亡，矿难带给我们的是完全不同于波德莱尔所感受到的“震惊体验”。在大大小小无数起的矿难过后，“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这条过时的生产标语会不会成为一代矿工奢侈的梦？人的生命不仅仅是数字，也不是金钱可以救赎的，霍克海默振聋发聩的呼声言犹在耳：“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责任有深刻的洞察。”

　　救救矿工！(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