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11月24日，提交审议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草案)》透露，县级以上政府应当聘请新闻媒体基层记者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及时收集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及相关社会动态。(11月25日《广州日报》)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出台这样的一项规定，当然值得拍手称快。记者本身就跟社会接触很广泛，信息灵通，让他们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有利于政府及时处理突发事件。此举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考量：政府部门聘记者担任信息员，是将记者拉到自己的战线上来。当然，那些涉及某些官员权力滥用或失职的问题，最好就不用报道了；哪怕老百姓找上门，也要站稳立场。

　　聘用记者担任信息员，其实是将记者当“国家工作人员”的思维在作祟。也许，在立法者心里，记者和警察、检察官一样，都是国家的人，都有为政府分忧的职责。但实际上，记者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反而是以监督公权为天职。在我看来，对记者来说，比及时向政府报告突发事件更重要的，是要监督政府，防止部分官员权力滥用。特别是那些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名，来掩饰滥用权力的行为。我们不能要求记者一心二用，既与政府齐心协力，又要监督公权，这可能造成“人格分裂”。而对于政府来说，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有足够的能量来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员队伍，不缺记者这一群体。聘请记者担任突发事件基层信息员既没有必要，也可能在事实上损害舆论监督。

　　政府借聘用的名义来挤占公民权利，堵塞公民维权渠道的事例有诸多先例。例如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该区政府曾聘下区内所有律师，要求律师们不得再为“民告官”者提供法律援助。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是直接以强制的手段，压缩民众权利。如今，有些地方政府开始打着“聘用”的旗号进行“软制约”。

　　也许，《草案》中提出聘记者担任基层信息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聘请却可能在实践中走形。对此，有关方面不得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