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诗成

　　当初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鼓与呼、认为中国高考招生制度将因此被撬动的人，现在一定很失望。没有想到，绝大多数中学仍然是“唯分数是举”，甚至干脆以考试排名一二三来确定人选；没有想到，本来都赋予校长一人的推荐大权，几乎多以不同形式转交给了 “集体决策”；更没有想到，面对“掐尖”指责，据说连北大自己也承认，搞这套推荐制度的重要目的，其实是为了跟清华的“五校联考”自主招生政策对抗以争夺优质资源。撬动高招制度成为奢望，到头来能否算是一场“改革”都成了问题。

　　这的确让人失望，然而失望却不等于就此毫无意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围绕在“校长推荐制”之上的社会舆情，以及在这项新举措出来前前后后各方的表现，汇总起来却不啻一场生动的演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标本——— 从各自角度告诉大家，在改革开放新的30年起步之时，我们进入了怎样的改革新阶段，遭遇着怎样的改革新环境，面临着怎样的改革新命题，深入改革需要具备怎样的新精神。正所谓一叶知秋是也。

　　不信？让我们一起回望“校长推荐制”自出水之日起的诸方表现，静心想一想那些“改革命题”：

　　一是改革热情。公众希望打破旧格局、“逼”喊了多年的高招改革靴子落地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本能而又一厢情愿地把北大此举放到“破冰改革”的高度去期盼，尽管结果是热脸遭遇了冷屁股。二是改革动力。北大招生搞出了新意，竟被证明是为了自我利益，有甜头才肯改，这怎么能行？据说深水区改革多会伤害改革者利益，那么这种深入又从哪里获取新的动力？三是改革阻力，新规出台后曾饱受各界质疑，认为将难免暗箱操作、权钱侵蚀、一塌糊涂的命运，反应的本质是新时期改革措施的共有困境，社会失信、腐败丛生，令很多蓝图上不错的改革从一开始便背负枷锁。四是改革勇气。要实现偏才、怪才被教育体制所承认，被赋予独立推荐权的校长们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客观上的改革参与者，为了避免矛盾、稳妥起见，不是按分数卡，就是搞成集体说了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此种绕开矛盾走的趋利避害心态在当前颇有普遍性。五是改革舆论。当初偶然向北大推荐特殊学生的故事被当成佳话，而一旦推广开来便引发全面忧虑。讨论改革是与非，是公民权利，但方案一出便充斥着建立于想象基础上的、犹如潮水般的苛责，足见今日改革共识之羸弱。都说改革应深入，但怎么个深入法，社会认识显然散乱无向。

　　前五点归纳起来，就是第六点：改革阶段。不同于之前30年，当前的改革环境已经大大不同。仅靠一个不错“愿景”就能轰轰烈烈摸着石头蹚出一条新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是此次北大改革，还是此前的杭州公车改革，都在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突破既有规则的改革，时机不是越来越成熟，而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各项事业改革进入了一个必须懂得自我创造条件实现自我约束的新阶段；进入了必须寻找新的改革共识、凝聚参与者改革热情的新阶段；进入了目标指向、程序正义、监督力量等等一个也不能少的精细化操作阶段。30年后再出发，需要更大的勇气、睿智与符合现代政治规则的努力，才能容纳关于改革的诸多纷争。

　　高调登场、降调收场的“推荐上北大”，像是一场热闹，其实更彰显着很多“门道”。改革无魅力，不知其可也。新三十年才开局，面对这样一些“小改革”动辄引发“大波澜”的现实，我们应借此深入省思今日与今后改革的新环境、新条件、新思路、新方法，最大程度地营造深入改革的土壤，逾越继续改革的障碍。毕竟，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唯有凭借改革自身不断焕发的魅力，才能为深入改革获取持续的推动之力；而任由一些虎头蛇尾的改革乱象蔓延，只会让大家对改革失去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