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周东飞（湖南媒体人）

　　如果懈怠了最大程度的关怀和最及时的救治，谁都有可能成为艾滋病毒侵害的对象 大理男同酒吧，并未如愿在世界艾滋病日开业。这家由当地政府出资、十多名防艾志愿者负责经营的酒吧，原本计划对以同性恋者为主体的顾客进行防艾的同伴教育。但此事经媒体报道后，项目的主持者、志愿者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极大压力，刚刚开始试营业的酒吧不得不关门大吉。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将艾滋病看作一种科学角度的疾病，而不是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这已经是国际社会所通行的准则。大理男同酒吧的关门，以艾滋病防范的视角来看，见证了无知、冷漠和歧视。

　　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第一个关于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受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在北京发布。调查发现，在知晓感染者身份后，1/4的医务工作者、超过1/3的政府官员和教师持有负面和歧视态度。必须指出，上述医务工作者、官员和教师群体因为具备专业知识和法定职责，在整个社会中应当属于对艾滋病态度比较开明的群体，其表现尚且如此，其他公众的态度可想而知。就在这次发布会上，一名来自山东的防艾志愿者同时也是感染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种歧视的司空见惯——在公交车上，当一名女士得知让座者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后，宁肯提着大包小包继续站下去，也不肯去坐艾滋病感染者坐过的座位。

　　艾滋病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三种主要途径传播，这应当已经成为常识。但是不少人仍然毫不心软地歧视艾滋病感染者，一个重要的心理优越感在于“我不会成为你们”。事实上，这样的逻辑已经不堪一击。自全球于1981年、中国于1985年发现首个艾滋病例以来，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一直在悄然演变。经历了卖血传播和吸毒传播两个高峰之后，性传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2009年中国新发艾滋病感染者中，74.7%来自于性传播途径，艾滋病感染正在从特殊群体向一般群体变化。如果懈怠了最大程度的关怀和最及时的救治，谁都有可能成为艾滋病毒侵害的对象。善待艾滋病感染者和高危群体，其实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撇开功利主义的传播趋势不谈，即便他们是与大众没有太多关联的特殊群体，其权利和尊严依然应当得到最大限度的承认和尊重。但是，漫长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的文化浸淫，以及权力本位、人身依附的历史沉疴，并未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播下多少自由和平等的因子。相反，对于亚文化和非主流群体却具备天然的优越意识和排挤倾向。如果说艾滋病遭遇了这种文化心理孑遗的不良影响，一些看似正面的措施非但未能消除其影响，反而是在加剧这种戕害。某些防艾宣传不是在向公众灌输科学理念和宽容精神，而是片面地去污名化和妖魔化艾滋病。在某些格式化保险合同中，居然出现了“患艾滋病不予理赔”的歧视条款，足见歧视已凝结于制度之中。

　　联合国将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确定为：“普遍可及和人权”，意在强调实现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是保护人权的当务之急。普遍可及不单单是指政府和社会要在具体的防治措施上尽到义务，其前提理应是消除误解和歧视，实现尊重和关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说，因为歧视和污名，有10%的感染者不愿意接受治疗和服务。只有让艾滋病回归疾病的本位，让艾滋病感染者和高危人群回归普通人的本位，一切防范措施和手段才能变得真正“普遍可及”。而由此获得保护的人权，将不仅仅是感染者和特殊群体的权利，也是每一个普通公民循例可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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