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最近几天来，有关拆迁的新闻在持续井喷之中。一位曾任信访办主任的被拆迁人为拆迁上访，一位《南方都市报》的首席记者也在为家乡的拆迁而上访。他们之所以被关注，在于他们还算有些“新闻价值”。可以设想，大量的被拆迁人因为没有采用“身体维权”等极端方式，也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更新的“新闻价值”，而被淹没在现实的生活里。

　　拆迁纠纷频仍，可以追溯的根源就在于法律救济管道的缺乏，以及违宪(法)审查的有名无实。北京五位法学教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找到问题的所在。但无奈系铃人无意解铃，反对外宣布国务院法制办已启动了“拆迁条例”的修改程序，相关部门正在调研之中。而早在《物权法》尚未通过之前，“拆迁条例”的修改程序其实就已启动了。《物权法》通过之后，“拆迁条例”的修正案更是曾被提交讨论，只是，这项倍受关注的修订死于庞大的地方利益和行政利益阻碍。

　　既然人大接球踢给了国务院法制办，后者只好接招。14日，5名递交违宪审查建议的法学教授接到了国务院法制办的邀请，参加16日由法制办举办的座谈会，研讨“拆迁条例”。就在同一天，北京律师吕国华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函，建议撤销“拆迁条例”并进行“拆迁立法”。(《新京报》12月15日)

　　显然，不同方式的“上书”都呈递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不是学者或律师们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现行宪法上，履行违宪审查之职的，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也有学者提出应由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但这仅仅限于学术讨论，对于我们这个既缺乏判例传统，又缺乏司法权威的国度，由权力机关来监督宪法实施是现实的最不坏的选择。问题在于，不管哪种违宪审查模式，都得由人来操盘。如果手持违宪审查权柄者就是不愿履职，再好的制度也将无济于事。

　　对于“拆迁条例”而言，当务之急并非是修改，更不是研讨，而是审查。只有先讨论“拆迁条例”是否违宪，才能讨论“拆迁条例”是该撤销还是该修改。“拆迁条例”是否违宪，这审查的过程也用不着研讨。拿出宪法、物权法和“拆迁条例”比对一下就一清而楚了。之所以一部被广泛认为违宪的“拆迁条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得不到撤销或废除，原因就在于坚挺这份“拆迁条例”的阻力太过强大。值得研讨、研究并正视的，就是这一阻力。

　　其实，所谓阻力正是“地方利益和行政利益”，而地方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地方行政利益，而绝非地方民众福利。破除行政利益，怎能期待行政机构自身来解决？国务院法制办就是隶属于行政机构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建议对“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实则是将“拆迁条例”的制定者放在了被告方的位置上。如果由国务院法制办来修改，等同于让被告来自我裁判，自我改正。若行政机关能够自我改正，又何来违宪、违法已多年的“拆迁条例”呢？！

　　法治社会，是个以他律来实现律已的社会。他律与自律都不同偏废，但他律才是法治的灵魂。对“拆迁条例”而言，作为他律机制的“被审查”比作为行政自律机制的“自修改”要重要得多。(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