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万夫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复出，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2008年9月22日，李长江曾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12月27日 新华)

　　人们之所以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充满着警惕，首先是因为一些问题官员复出的随意性和不公开性，总会导致汹汹舆论与乱象丛生。

　　近几年，从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担任该县县长助理；到"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摇身一变成了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太多问题官员的复出方式，挑战着公众的忍耐底线，也间接考验了官员复出体制的公平和公正。

　　其次，随着公众对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力认知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有了更多对于法律应公开透明的合法要求了。问题官员如何复出，走的何种程序，如何保证程序的公平，这些环节既是公众履行监督等权利的契机，更是政府部门赢得公众信任的良机。

　　"能上能下"始终是官员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也是保证官员人事制度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手段。基于这种大环境，对于官员的问责制，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犯有过错的官员只能承担相应责任，不能改过自新。从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的过程中，官员即使引咎辞职乃至被免职，也应该可以在制度的框架内寻找复出的机会。

　　也就是说，官员被问责了，不代表"政治生涯提前结束了"，只要他的复出是在民主、公平竞争和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都应该给予任何人同等的机会。

　　解振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为松花江环境污染而辞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的他，在一年多后复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几年来，在这个位置上，解振华的优良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

　　公众为何总是对问题官员的复出充满惊诧？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公众对于出问题官员的"一刀切"认识，尤其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问题时，个人情感往往取代理性判断；二是官员复出体系总是遮遮掩掩而引发的质疑和猜忌。

　　本来是一个鼓励官员勇于改正错误的激励机制，却在操作中被人为地制造一些神秘色彩，而这种神秘结合一些不规范的复出案例，顿时就产生了一种负面作用，打击了复出程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事实上，这种反差尤应引起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上的反思。

　　随着官员问责制的健全，"能下"似乎比"能上"越发地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当然，在严肃法纪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复出平台，或许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建设一个健康完善的官员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