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审理李庄涉嫌伪证罪，法律界、法学界和舆论界都高度关注。声音其实是高度一致的。除了重庆，几乎所有方面的声音，都多少偏向了李庄。或者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我已经看到了针对李庄罪案的各种质疑，从李庄行使律师权利受到的不法监视，龚刚模从李庄的当事人到举报人的蹊跷，指控犯罪事实和证据是否成立，显示李庄案受到的质疑和否定是无所不在的。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使李庄脱罪，那么明天被加罪的就是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多么夸张的说法！李庄如何，我们如何，真的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吗？李庄与我们，真的是一样的人吗？即使我相信，所有关于李庄的指控不过无中生有，我仍然无法相信，保卫了李庄，就是我们全体人的得救。哪怕李庄是一个白丁，他的意义也并不如此巨大；而事实上，李庄与我们，可能相隔还十分遥远。

　　法律和法学是专门的领域，我无力谈论它们。作为一个律师，李庄所做的，到底是否构成了犯罪，我无力分析。我想，不管李庄最后的结局如何，可能都并不足以改变普通人的法律地位。

　　我十分同意，在中国，律师仍然是一个尴尬的职业。这个职业需要有执业资格，一方面获得执业资格有专业上的考试，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标准怪七怪八的年审。律师在法庭上仍然是奇怪的，一方面审判未必是真正的当庭控辩，使得律师的作用实际上极为有限；而另一方面审判独立性的缺乏，又使得律师可能成为重要的掮客，律师的人脉资源与社会背景极为重要，与法官、与能够影响法官的人有多深厚的关系，对律师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李庄是一个怎样的律师，为何而被控罪？我们已经知道，李庄曾经多次从北京到地方去“捞人”，而且不乏成功的例子。试问，李庄尝试去捞的是些什么人，他又为何尝试去捞人？或者，你会说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不管他捞谁、为什么去捞，只要合法就可以了。那么再请问，李庄如此积极捞人，并且能够多次成功，是因为李庄专业能力更强，正义精神更足，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这其中，李庄自己所说的“背景”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且那又是怎样的背景？

　　一定程度上，李庄等京城律师外出捞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中国法治的一种病态，是人脉关系、社会资源、权力余荫等等因素影响司法的一种表现。这种病态之所以出现，并非“京城律师”可以负责，然而“捞人有方”的京城律师至少是积极而且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些东西，并且从中获取利益。

　　事实是显然的，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平民的生死而出面“捞人”。甚至，“京城律师”的朋友们，包括法学界的朋友们、舆论界的朋友们，也不会为了一个无钱无势的人而发出声音。他们更可能为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等人写出“专家意见书”。能够出钱请动专家，才有“专家意见书”；能够出钱请动“京城律师”，京城律师才会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影响力去“捞人”。

　　某种程度上，李庄被抓住，不过是“京城律师”的一次失败而已。这样的失败如果成真，固将损害律师业的发展，尤其将要损害“京城律师”的生意以及“北京法学界”的生意。

　　当然，无论李庄做了什么，都只能依法而获得罪名和惩罚。哪怕“京城律师捞人”就是中国法治的病态，治理仍须一依法治的彰明，而不能赞美一通。

　　现在，我想，对重庆方面是否非法控罪李庄律师，以及可能引起了法治败坏的前景，人们说得已经不少了。我愿意对李庄罪案的舆论或者法学辩护给予一定的质疑：李庄入罪，固然未必是法治的胜利，而可能正好是法治的失败；但李庄脱罪，可能也不过是再次证明“背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

　　李庄就是李庄，他如果得以脱罪，未必不是因为某种交易。一个背景深厚的人，这样那样，与没有背景的人们实在没有太大关系，法律连有背景的人都要随便处置，大概可以说明普通人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但万不可以认为，如果李庄这样的人如鱼得水，就是普通人的幸事。所谓“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使李庄脱罪，明天要被加罪的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幼稚到怎样的程度，才会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