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真假曹操墓”,近日在社会上引起诸多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1月1日在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1月2日新华网)
“曹操墓”最需要的是质疑
王军荣:从某种意义上说,“真假曹操墓”的考证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考古学在发挥作用了,更多的恐怕是利益,因为一旦证实,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这一点早被好事的专家估算过了。作为一个潜在的旅游者,笔者也想质疑,因为每一个旅游者都不希望被忽悠,如果我们花费不菲的钱去看曹操墓,却发现是被忽悠的,那是多么令人可悲的事。唯有出现一个权威的结论,让公众都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曹操墓,前去参观才有价值。
因此,有关“真假曹操墓”,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质疑,这种质疑不是考古学专家的“自说自话”,更不能连搞文学史和收藏的专家也被排斥掉。很难想象,仅仅是考古专家的结论就能够给我们一个权威的结论。或许从考古知识的角度看,考古专家是权威的,但再权威的专家如果被利益所牵制,也会得出一个忽悠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假曹操墓”最需要的恰恰是质疑,唯有多方质疑,专家才不敢作假,利益方才不敢利用专家来忽悠公众,我们才能最终清楚事实真相。
不是考古专家的自留地
刘昌海:如果国家法律规定 “曹操墓”是考古专家的“自留地”,只允许他们在那儿自耕自种自娱自乐,外行不得插嘴,普通百姓自然无话可说。但考证出来的“曹操墓”是要用来开发的,想来参观是要掏腰包买门票的,既然如此,每一个人都有把疑问搞清楚的必要。
说实话,单凭媒体公布的那几条“铁证”,很多人还不能相信墓的主人就是曹操。如果挖出了几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石枕就认定墓主人是曹操,那陪葬有《兰亭序》真迹的昭陵岂不就可以认定里面埋的是王羲之而非唐太宗!今天这里出土了“魏武王”用过的“大戟”和“石枕”,明天另一个墓里说不定会发现曹操用过的剑和夜壶,到时候不知道专家该如何解释。
“外行”当然说不出“符合学术规范的话”,但说不出“符合学术规范的话”不见得就啥都不懂。这些年来,咧着大嘴忽悠百姓的“专家”还少么?专家要用知识说话,以理服人,以证据服人。谁也不能剥夺老百姓质疑的权利,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再大名头的专家说了也不算。
“曹操墓”面前我们都是外行
王传涛:关于“真假曹操墓”的争论问题,我是一直不想撰文的。首先,自己虽然是学历史的,可毕竟不比那些专家学者史学功底深厚,当然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再者,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模式之下,争历史文化名人的祖籍和坟墓,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儿,断无“掐架”的必要。可是,今天看到社科院专家的“外行论”之后,我却止不住想说几句。
我们都看过小学生吵架,像马寅初先生当年的区分那样,小学生的争论更多的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社科院专家的“外行论”,就是典型的“以势压人”。以个人的学术地位作为争论的论据,已经让“真假曹操墓”的争论失去了学术研究的高雅性,俨然变成了一场低水平的吵架与厮斗。而事实上,在历史真相面前,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称为“内行”,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只是相对的“内行”。
做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对待曹操墓的问题上,我们“大胆假设”此墓为曹操墓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关键要落实到“小心求证”的层面。我的导师曾多次告诫我们:“做历史研究,必须要做到‘用心’‘用力’,可能我们列举了一百个史料就是想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可别人只需要一个反证就能将我们推翻,这是非常正常的。”我想,在对待曹操墓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本着这样的态度,即允许别人找一条反证,而不是大声嚷嚷“你无权质疑”。
学术姿态下,无内外行之分
朱四倍:笔者认为,既不能一味地认为反对者的话语都是非学术的,也不能武断地说肯定者就是学术的应有姿态。
首先,学者和任何个体一样,要有让对方说话的雅量,不能把任何反对意见当成是“敌对意见”,否则,不但不利于学术的进步,也无助于真相的寻觅。
其次,是不是只有“业内人士”才可以发表看法?笔者以为,从理论上说,“业内人士”的意见当然有权威性,但这不意味着“业外人士”就一定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致,学术的分工研究同样是如此,对同一事物,不同专业的人士恐怕都有一定的话语权和表达权。
最后,尽管当下时代是专家话语权越来越膨胀的时代,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因此,仅仅是专家之间的“口水仗”,甚至沦入“利益话语”的陷阱,在笔者看来,所谓的学术姿态就可能是一种伪学术,离真正的学术精神也相去甚远。
社会需要提供更大的、满足公众需要的理性辩论能力的生成空间,只有理性辩论空间的生成,才能达到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学术姿态之下,无业内业外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