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穿越官员“自杀悬疑”雾霭

　　文/董瑞丰

　　年末，多起党政干部非正常死亡事件接连被媒体披露，汇集成舆论热点。认定是否自杀，本是刑侦部门的专业，非媒体可以妄言，但事件背后凸显出公权力运行、知情权保护、政府公信力维系等公域话题，则是媒体观察的职责所在。

　　抛开个案的曲折不说，“官员自杀现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有关部门预判不足，应对乏力，公布的相关信息模糊，存在较多疑点，不论主观动机如何，至少客观上效果不佳，有遮遮掩掩之嫌；二是公众对官方公布的“自杀说”，存疑者不在少数，更倾向将其与“内幕”、“腐败”等字眼联系在一起，部分媒体的挖掘报道正是这种公众情绪的折射。

　　在理想状况下，官员自杀事件可以公私分明，区别对待：涉及公共利益的，当深入调查并适时向社会公布结果；若纯属个人原因，则当尊重逝者，为逝者讳。但现实却是，信息的不透明和公众已经滋长的疑虑交互作用，正使此类事件混于一同，共处于悬疑状态。事实上，数年之前，舆论曾热议过一阵官员自杀现象，两相比较，传言依旧，悬疑依旧。

　　这样对官方信息存疑，不仅出现在“官员自杀”事件中，也频现于其他一些社会事件，甚至出现“怎么解释就是不听”的社会极端情绪。笔者此前在采访之余，也曾听到不少基层干部发牢骚：明明没有猫腻，老百姓就是要怀疑，或者，明明做的是好事，老百姓就是不相信。

　　个中原因其实简单，公众对“真相”的不信任，乃是源于对官员群体的不信任度增加，源于对公权力滥用的朴素而顽强的警惕。因此，官方公布的信息、决策若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认同，当政者很有必要检讨两点：一是公开的信息是否不够全面不够透明，二是政府公信力为何下降。

　　回到官员“自杀悬疑”。舆论当还原党政干部作为普通社会人的一面，关心其职业心理压力，呼吁必要之化解机制，客观理性地评价而非脸谱化、妖魔化一个群体。引而申之，对于任何一个职业、阶层，都当避免情绪化的“棒杀”，更多着眼考量背后的制度建设，以避免社会撕裂，这是成熟的法治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也许更为紧迫的是，党政干部应当正视政府公信力正经受考验的局面，用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大的精力来取信于民。从这个意义上，及早、充分地公布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真相与细节，在一个个事件中坦诚、准确、全面地依法公开信息，正是着眼维护政府公信力和提高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