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的道德究竟如何，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评价。大家说他不是“好鸟”，骂他“捞钱”都没有问题。但现在还不是评价李庄道德的时候，当下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指控他的“律师伪证罪”是否成立。

　　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弄明白律师从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律师是受雇于当事人的自由人(区分于公职人员)，他们不代表多数人的意志，也不代表正义，而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个职业。尽一切努力，找到能为当事人减轻或免除罪责的事实或法律依据并为其辩护，是律师的基本职责。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对现有律师制度的根本否定。

　　刑事法庭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控辩平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事实和法律判决。如果我们善良地让律师来代表所谓的“正义”，正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今天，我国的刑事政策已明确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这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小心呵护。

　　李庄“捞人”的方式是否过火可以讨论。但如果要给李庄定罪，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可是，重庆公诉方拿出的证据全部是口供，且提供口供的8人有7人被羁押，1人是癌症转移患者。证人急于立功，其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口供的可信度能有多大？何况，这些口供之间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仅靠这个能定罪吗？

　　更大的硬伤在于，8名证人均未出庭，为什么？难道是怕法庭上问出漏洞，不好控制局面吗？公诉方解释证人不愿出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7个被羁押的人，公诉方让其出庭，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义务吗？

　　再从实体上看，公诉方指控李庄编造龚刚模受到刑讯逼供，可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龚刚模手腕上有伤痕。这些伤痕是否刑讯逼供造成可以进一步侦查，但是有刑讯逼供的嫌疑，却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李庄发现这个嫌疑并且深挖，难道不是一名律师应该做的吗？

　　李庄发现保利夜总会在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表上显示，没有龚刚模的股份，故认定龚刚模不是保利夜总会的股东或实际控制者，并按照这一思路为龚刚模辩护，这能说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吗？

　　李庄为“黑老大”嫌疑人龚刚模所做的一些事，在法学界是有争议的，但就目前重庆公诉方拿出的这些证据看，定罪肯定是很不充分的，甚至是牵强的。按照“疑罪从无”刑法原则，要么是放人，要么补充侦查找到李庄犯罪的确切充分的证据。

　　换个角度，作为重庆司法机关，面对像龚刚模这样的“黑老大”嫌疑人，想从快、从重打击，动机是好的，也是人民群众拥护的。李庄的出现，客观上阻碍了他们的工作这也是事实。但是，如果在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对李庄实施刑事处罚，本质是一种人治的表现。

　　在法治框架内，对付龚刚模这样的“黑老大”嫌疑人，对付有点狡猾的李庄律师，重庆方面能做的只有一条——— 那就是加大侦查技术含量，重事实、轻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严格按照程序办案。惟其如此，重庆的打黑才能取得预期的、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