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振华

　　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开始，一票难求的局面能否有所改观，又一次成为社会焦点。这些年来，每到春运期间，舆论都会死掐一个话题：火车票价格是否应该上涨。如在学界享有声望的茅于轼先生，便主张票价应该上涨，以缓解购票紧张并顺带打击黄牛。这一看法屡屡招致网民的强烈反对，相应地，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据《广州日报》昨天报道，今年广铁集团对春运购票实行实名审批，全程“高考式”的操作，相比往年更加严格公正。

　　当给定的火车票供给面对巨大的需求时，管理层应该制定怎样的政策呢？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政策目的是什么？第二，能满足政策目的的政策手段如何选择？最近有一个说法很流行：中国模式挽救了世界，而支撑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廉价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如果低收入的农民工回不了家，就将大大削弱其出外打工的动力，中国模式也就难以为继。因此，让更多的人回家，尤其是让低收入阶层率先获得回家的机会，对管理层来说，这是不容置疑的政策目的。

　　如果对票价进行人为管制，把票价定在供需平衡的均衡价格下，是否能让低收入群体买到低价票呢？茅先生等学者的分析表明，不能！这其中蕴含了一些很深刻的市场分析。天底下是没有免费午餐的，一旦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就意味着买到车票的人得到了票价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差额的额外收益，而为了获得这个额外收益，会引发人们通过种种手段展开竞争，比如彻夜排队，比如黄牛的粉墨登场，凡此种种，对买票人来说都是支付相应的代价，比如排队的时间是可以打工挣钱的，最终的结果是买到票的人其实支付的就是均衡价格，对票价的低价管制并不能实现让低收入群体获得低价票的政策目的。据此，如茅先生等学者主张，应该以随行就市的票价来调节需求。

　　这一分析在逻辑上完全成立，可是我还是很难认同这一主张，原因很简单，它违背了让低收入阶层获得回家机会的政策目的。而火车票实名制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须分析黄牛的行为。要区分几类黄牛，一类是在窗口排队买票的黄牛，可以想见，实名制将会挤走这类黄牛；而另一类是凭关系拿票的黄牛 (包括其在铁路部门的内应)，对于这些人，实名制能够增加其“运作”的难度，但要想完全杜绝，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故而，不考虑管理成本的增加，实名制能否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得到实惠，完全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斩断伸向“后门”的特权之手。

　　说到底，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就业和收入。火车票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需求，首先是归因于春运期间人口的大范围流动。人口流动又源于区域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达程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劳动力必然是从中西部涌向东部，当如此巨大的需求在短期内释放出来时，试图以提高运力来应对需求其实是不大可能的。就 “买票难”而言，彻底的解决途径是实现各个区域、各个阶层之间的均衡发展，让民众获得更便利更均等的就业机会，但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死结，真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得到纾解。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