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安东

　　“蚁族现象”以在百度搜索20008252次的高票，当选2009凤凰与百度联合发起的“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从表象上看，蚁族像大自然的角马群那样迁移是“滚雪球”效应，但从深层次看，是超大城市化的超规模、超规划扩张和膨胀，让蚁族失去了住房、就业和享受公共产品的尊严和体面。

　　我们不妨看一看在超大城市化面前，蚁族们失去了哪些基本权利：

　　首先是蚁族们的住房压力越来越大。从每月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表上看，“北上广深”总是在涨幅榜上名列前茅。因此，在这四座城市里，建设廉租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蚁族和房奴的增长速度。如果按照现在房价的超常规上涨速度，蚁族唯一的选择就是距离地铁近些再近些。

　　其次是超大城市化让城市公共资源显得更加紧张。这集中表现在水资源、燃气、用电、垃圾处理和碳排放的压力面前，公共产品的投入速度总是赶不上外来人口的增速。居住在城市边缘的蚁族要比常人更难享受到公用品的阳光沐浴。

　　第三是超大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压力，远远超出了普通的经济层面，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尤其是超大城市化的膨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文化的冲突、年龄代际的紧张关系，造成了原住民与外来人口的矛盾不断加剧。

　　我们不能单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总量来考量城市发展的成败，更不能以“大”论英雄。实际上，一些城市从“一线”到“特大”，再从“特大”到“超大”，无法像“陈年花雕酒”那样沉淀一定的年份，而只是在不设防的扩容下，吸引了过多的总部经济、区域中心来填充扩容。就像做了一桌菜，一下子却来了两三桌客人。这些城市根本就没考虑到城市公共产品的家底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再加上一些龙头城市不愿放弃向卫星城释放经济能量的本位主义，使得那些特大型城市不能也不情愿利用区域合作来改善蚁族的处境。

　　并非所有超大城市化的弊端都是由蚁族聚居自然生成，也不是大自然的“角马法则”发挥影响。而是有关政府部门依旧不太善于利用各种生产力和人文要素适度调控城市的发展，甚至不愿意向自己的下游分流更多的人才和资源要素。

　　比如，北京可以向河北廊坊等地开放特殊的“居住证”政策，共同选址建立可供蚁族“住在河北，上班在北京”的公共租赁房。这样既可解决大部分蚁族无法享受北京户籍的问题，又可在一线城市生活圈里享受地铁、公交、燃气等公共产品。

　　当下，超大城市化的现象已经向武汉、天津、重庆蔓延。这样的超常规发展，除了让更多城市呼吸急促、交通窘迫外，也抑制了年轻人群的创业热情。不能忘记的是，年轻人群是城市的活力所在，也是创富之源。今天你善待了小小的蚁族，没准明天就培养了一个庞大的象群。我们期待有更多城市在有节制的发展下，优先向那些蚁族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而不是用超大城市化的“吸盘”，过度吸走了蚁族的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