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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蓉霞:五校联考给高考改革出的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8日08:45  东方早报

  作者:陈蓉霞

  2010年五校联合自主选拔测试于1月16日结束,从考生中传来这样的消息,在同一张数学考卷面前,上海考生普遍反映试题偏难且超纲;但外省市考生则认为试卷难度适中。媒体的解释是由于上海高中数学大纲覆盖的内容和全国不尽相同,部分知识点的教学难度低于全国大纲,由此导致上海考生走出考场后出现一片叫难声。部分沪上高校教育界人士在谈及此次五校联考时,建议今后上海的数理化教学有必要向全国看齐,增加一点难度,否则就算进了大学,今后也很吃亏。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的高校向来实行“严进宽出”的办学方法,学生绝不可能因为这点“落后”,造成毕业危机。至于还会吃什么“ 亏”,不得而知。但专家这一建议,是在提醒或发出警告:上海考生学数理化太轻松了,有必要向高标准看齐。毋庸讳言,在统一高考,分省区招生面前,上海考生的高考压力要稍微小一点,对此如何改进是一个决策难题。但仅就教育理念来说,是否增加考试难度,就更有利于选拔甚至造就人才呢?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中,理科难度明显超过发达国家。这一教育土壤是否培养出了众多科学大师呢?没有。不仅没有培养出科学大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扼杀了科学大师的出现。近来引起媒体关注的“钱学森问题”,就是对此教育体系的质疑。在我国,奥数攻关几乎已成为全民普及活动,但正如数学家邱成桐先生所言,这种机械性的强化训练,丝毫无益于数学家的脱颖而出。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学习或研究的最好动力来自兴趣,而绝非其他各种外界压力。而我们很多时候,误把智能训练等同于体能训练,用管理身体的思维管理智力,殊不知,强化训练的边界只能是动物和人的动物性、机械性,提高智能,要用别的办法。可笑的是,如钢琴等乐器的考级中,同样反映出这一问题。

  在高难度的强化训练面前,大多数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已被压榨殆尽。笔者在高校曾开设一门叫“科学史”的选修课。选修者不多,但好歹也凑足了开课要求的人数。出于好奇,我问外语系的几个女生,为何选修此课。她们的回答是,其他课没选中,只好来选这门冷僻的课,想不到听下来的效果,与她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又问为何以前对“科学史”不感兴趣。回答是,被中学的理科难题吓晕了,以至看到与“科学”沾边的内容,就产生心理阴影。这就是我们向学生强行灌输大剂量难题所造成的恶果。难怪在国外卖得红火的科普类书籍,在我们这里总是难成气候,原来我们的读者早就对此麻木甚至憎恶了。

  前不久,笔者在日本探亲期间,与若干日本朋友有一些交往。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从事何种专业,我答“科学哲学”。当他刨根问底地问清“ 科学哲学”到底是研究什么课题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是这么高深的一门学问呀,估计日本很少有人会想这一问题。席间,当女主人端上生鱼片拼盘,我问起这些鱼的日文名词等情况时,他立刻又饶有兴致地在网上搜寻这些鱼的信息,弄清它们的特性、产地,等等。显然他绝非是在敷衍我的问题,而是出于兴趣,想要找到答案。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工程师而已。然而这样的对话,在我过去的经历中却不多见。寒暄之间,别人很少会追根究底,问我的专业到底研究什么,尽管“科学哲学 ”不是一个常用词汇;或者就一个知识性的话题深入寻求答案。对此,我只能说,我们的求知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早被我们解难题的训练给磨钝了。

  然而,我们的社会决不需要大量会做难题偏题的岗位。少量这样的岗位,自然会有少数陈景润式的人物来承担。但如今我们的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训练解难题为宗旨,当然它的本意,绝非造就陈景润式的人物,而只是起到这一功效:为学生颁布各种等级,以便进入社会不同层次的通行证而已。在这一错位的机制面前,学生不得不沦为应试训练的工具,求知的兴趣、审美的情趣在这种压力面前荡然无存。

  上海考生的应试压力略小一些,惹得专家们发话:上海考生不能成为例外。就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而言,任何人确实不该享有特权;但就教育宗旨而言,专家的这一纠偏对策却完全是南辕北辙,甚至是错上加错。要让教育回归本位,正确的思路该是:让全国的考试标准都向上海看齐,减轻难度。至于这样做的后果也许不利于选拔人才,那就让社会来解决这一难题,而非强教育所难。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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