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刘备墓到底在彭山还是在武侯祠？继日前四川眉山市彭山县牧马莲花村村民联名上书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请求对莲花坝皇墓进行勘测、挖掘后，1月17日，彭山县向社会发出“征集令”：征集与彭山县牧马莲花村莲花坝皇墓有关的文献、文物等资料。(1月18日《成都商报》)

　　在“征集令”之下，我们观察到了一种少见的官方和民众之间的互动：那边是官方发出了“征集令”，要翻箱倒柜寻刘备墓证据；这边是众多莲花坝的村民“纷纷表示”，回家一定要好好找找，说不定家里的米缸就是国家一级文物。

　　这样的互动意味着什么？就笔者的观点，这是官方和民间在“皇墓经济学”上达成一致和默契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曹操都出来了，刘备还在彭山躺着好寂寞”的说法背后，寂寞的肯定不是地下的刘备，而是眉山市彭山县牧马莲花村村民和当地官员吧？令笔者不安的是，“刘备”被找出来后，是不是又要扒“孙权墓”好好开发一番呢？

　　如此的景象，我们似曾相见：从6个省明争暗斗与“牛郎织女”故事，到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于“梁祝故里”传说，再到为了争“李白故里”而闹着要打官司……该如何审视这一幕幕闹剧？笔者以为，学者对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地为了争夺“夜郎县”地名进行激烈竞争的评价可以作为参照：“今天的夜郎之争，都是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与研究夜郎没有什么关系。”

　　离开了“遗产经济学”背景，我们恐怕不可能对“寂寞”的刘备作出解读，也不可能对官方和民众的互动得出理性的认识。在笔者看来，所谓的“征集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解读为集体无意识下的“皇墓经济学”。离开了经济利益的考量，曹操墓的挖掘能引起如此多的连锁反应吗？

　　我们何以深陷“皇墓经济学”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呢？笔者以为，责任不在当地官员，不在村民，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陷入了利益思维主导文化遗产的陷阱之中——把文化遗产当成了“赚钱机器”。也就是说，单一地指责当地官员或者村民都是偏颇的，谁愿意承担一个丧失了“机会”的罪名呢？又有谁愿意让利益从眼前溜走呢？更何况，有更多的地方已经为彭山树立了“参照物”。

　　“皇墓经济学”当然可怕，因为这本身已经偏离了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但更可怕的是弥漫于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日益侵蚀，似乎已经让社会丢弃了一种理性的反思和纠偏的勇气，只能以利益驱动的思维审视文化遗产的价值，甚至用单纯的经济利益绑架文化遗产应有的价值。如果不从根源上找问题的实质，进而找到救治的制度性方法，“皇墓经济学”绝对不是最后的“疯狂”。

　　任何经济利益都是暂时的，并且一时的经济利益越大，越可能对长远的文化遗产保护造成更大的伤害。实际上，任何文化遗产都不属于某个地区，某个团体，而是整个人类，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愿社会能用反思和纠偏的担当，来对待“皇墓经济学”以及潜伏其后的集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