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涛

　　据报道，南京代市长日前在与各界代表座谈时表示，60%南京市民的年收入是“被”人为拉高的，原因在于，部队、科研院所等精英阶层的收入普遍较高，从而将南京市人均名义收入水平拉高了。为此，需要营造创业气氛，因为一人创业，便可带动十人、甚至百人就业。

　　应当承认，代市长能认识到普通居民收入“被”增长的事实，实属难能可贵；但坦白地说，他对于到底是谁导致了南京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分析却值得商榷，提出的解决思路也未尽合理。

　　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坏事。历史上除了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在其他经济制度之下或多或少总存在收入差别。试想，如果所有人都拿一样的工资，那就等于重新回到了“大锅饭”的年月，其结果就是个人失去奋斗的激励，社会失去前进的活力。如果我们承认国防人才、科技人才对于这个时代来讲仍是稀缺的、有特殊贡献的话，那么他们的收入达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上，本身并无不妥之处，更不应成为导致居民收入分化的主要责任者——依常识判断，即便南京市的部队、科研院所收入待遇再高，也不可能将60%的普通市民收入拉高多少。

　　近年来，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了国内一大突出矛盾。客观地说，尽管少数人仍不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但多数公众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不满，原因在于：

　　第一，收入差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难以看到收敛趋势。正如时下流行语所说：贫穷并不可怕，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贫穷才最可怕。尽管官方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差别将在2010年达到顶点，其中，反映全国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基尼系数最大值约为0.47，城镇约为0.36，农村约为0.38。但基尼系数从顶峰回归正常值仍需较长时间，人们是否有足够耐心等到那一天呢？从1985年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而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在一般民众看来，路径仍不是十分清晰。

　　第二，最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与富裕阶层之间的差距无法忽视。若最低收入人群也能维持体面的生活，那么整个社会对于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也会相对宽容。

　　第三，就各地行业收入排行榜来看，拉高了居民收入平均值的“精英阶层”，事实上应当是金融、航空、电信、电力、石油、烟草、房地产等垄断企业或暴利企业的员工，以及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的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垄断国企的员工。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利益重组、资源重新配置，一些特权阶层获得了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更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

　　最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令人忧心，但更令人忧心的，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的收入鸿沟。而这应当归咎于建国以来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等历史因素。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别一度迅速收窄，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 年代中期却再次经历了长时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过程，直至最近几年，这种扩大势头仍未能得到有效抑制。

　　当然，上述有些问题盘根错节、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问题，远非一市之长所能独立解决。至于季市长提出的“以创业来弥合收入差距”的构想，不错，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居民创业，有可能造就一批新富代表；但创业并非没有风险，众所周知，初次创业失败是一个高概率事件，它有可能让穷人变得更穷，除非地方政府愿意无偿为所有创业者提供创业基金，否则不应将主要希望寄托于此。

　　但地方政府至少可以做到前述第二点，即通过各种收入再分配手段，改善最贫困人群的现实处境。此外，对于暂时失业的城镇居民，应允许其在不违反当地交通、卫生状况的前提下，占用这个城市的一小块地方摆个摊位养家糊口，这恐怕比鼓励其盲目砸钱创业更为现实；对于面临拆迁的困难户、对于被征地和参加土地流转的农民，政府应尽最大努力去维护其合法权益，而不是站在强势企业和开发商一边。以上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并且也是其分内之事。

　　切切实实维护群众利益，以民生为念，不搞形象工程，不搞权钱交易，不尸位素餐，比什么都来得强。其实，老百姓的要求真的不高。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