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治房价先治官

　　越是中央提出要遏制房价过快增长，房价越是增长得快

　　文 | 东仁

　　究竟是什么推动中国房价暴涨？“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丈母娘需求助涨房价”、“离婚助涨房价”……在这些离奇说法频频出炉之后，终于有人敲出一记重锤——官员腐败导致房价暴涨。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1月17日的一次会议上毫不隐晦地将房价与腐败联系在一起。他说：“昆明的土地价格比周边(省会)城市都低，但是房价不低，为什么？原因是钱到了老板的包里。这是巨大的贪污腐败！为什么？因为部分官员当了老板的保护神。”

　　“腐败助涨房价”的说法得到网友的力挺，新浪网跟帖达到罕见的近万条。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仇和是“明星”官员，而是因为他说出了房价畸高背后“公开的秘密”。

　　房地产成为最“优质”腐败资源

　　仇和作了个形象的比喻：“现在在我们城市，有些老板去绑架领导，去演皮影戏，领导是皮影，老板就是那个拉线人，领导是棋子，老板是棋手，这就是严重的腐败！”

　　仇和还说他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下一步会动手查处相关官员。

　　昆明案例能否带动全国的反腐浪潮，进而推动高房价死结有所松动，我们拭目以待。因为已经有太多“公开的秘密”，在全国各地上演。

　　大体分类，官员在房产上的腐败有以下几种：

　　其一，“以权为家属谋利型”，如原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为其子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非法谋取利益；

　　其二，“插手工程直接受贿型”，如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土地出让、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

　　其三，“低价购房换取差价型”，如原上海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被查出拥有房产至少30套，每套价值数百万元，总值超过一亿；

　　其四，“接受请托违规批地型”，如原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周良洛违规批地，并在有关房地产项目中受贿；

　　其五，“直接参与幕后操作型”，如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不仅不遗余力地帮开发商征地，减免巨额税费，还动用公共资源---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替开发商处理拆迁纠纷，甚至动用警力拘留拆迁户；

　　其六，“中介腐败型”，如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通过其情妇开办的“规划咨询”公司敛财上千万。

　　据此，断言房地产已成贪官眼中最“优质”的腐败资源，恐不为过——以近年来房地产的火爆程度和升值速度，稍一伸手即可获利巨万，再没有比这更快捷的权力变现手段了。

　　正因为如此，不仅主管房地产的官员有近水楼台之利，其他手中有权又不甘寂寞的官员也想在房地产中分一杯羹。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前检察长李宝金直接给房地产商打电话，要求为朋友低价购房。谁也不敢得罪他，否则他就以法律手段查办你。有人评价，李宝金不像是个检察长，倒像是个分管房地产的市领导。

　　地产商，某些官员，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以诱人的房产利益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如“庄家”一样操控着房价，从高房价中汲取高额利润，而埋单者正是被冤枉的“未婚女青年”、“丈母娘的小女婿”以及“离异者”等等平头百姓。

　　房价绑架中国经济和政治

　　一个困局形成了：越是中央提出要遏制房价过快增长，房价越是增长得快。

　　另一个困局也在形成：哪个地方官员要动真格调控房价，就要得罪上述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人可能就是他的同事、朋友、亲人。而如果不调控，百姓难以承受，社会因而不稳。

　　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房价问题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和政治，已经成为执政党存亡攸关的高危问题。

　　中央政府之外，一些地方的有识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09年12月17日召开的重庆人大、政协经济形势报告会上，重庆代市长黄奇帆表示，要把房地产纳入重点改革内容，让居民6.5年内能买得起房。

　　当然，高房价的背后推手不仅仅是腐败。土地财政是楼市调控的“最大敌人”这一点已经基本获得社会共识。黄奇帆就说：“政府不能唯利是图，把土地炒得老高。”这需要一场政府财政的“自我革命”。

　　而打破地产领域的腐败也是必须的另一场革命，因为腐败已经渗透在房地产业的各个环节---招拍挂、银行放贷、规划制定及变更等等，从而使本应行之有效的各种市场调控手段不仅形同虚设，而且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

　　仇和的话强调了这个新思路——调控房价要从吏治入手。事实上，此前，在一些地方已有些许风声，比如要求官员申报非正常价格购得的房产。只是雷声阵阵，到目前为止却未见雨点。仇和能否在昆明实现突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