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检察机关应介入“关岭”调查

　　本刊编辑部

　　在一些事情上，民众之所以深感权利焦虑，公平正义之所以不彰，社会和谐稳定之所以受到威胁，“维稳”之所以神经高度紧绷，缺的不是制度设计，而是制度虚设。在地方权力生态一时难解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寄望于上级权力机关更多的介入

　　发生在贵州安顺市关岭县的派出所副所长开枪打死两村民事件，当地官方召开两次新闻发布会却难以平息舆情。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对舆论质疑要点的回避，目击村民与警方说法之间的巨大差异，当地镇政府何以急忙补偿“因袭警抢枪导致警察开枪”的死者家属70万元的荒谬，都表明当地官方通报的公信力严重不足。

　　公权力的公信力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对真相毫无遮蔽的披露。一些地方之所以小事酿成大事，个别性事件引发群体性事件，都与民众对当地官方严重的不信任有关。具体到关岭，两个村民顷刻之间死于警察枪弹，警察开枪的必要性究竟何在，非致人于死地的理由何在，如果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调查，甚至试图以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在损害正义的同时，势必进一步损害公权力的公信力。而一旦公信力荡然无存，后果更为严重的治理危机就绝非是危言耸听。

　　这起事件的焦点是警察执法过程是否违法。由谁来调查、如何调查，是真相是否浮出水面的关键。要彻底还原真相，拿出能够服众、经得起推敲的调查，必须改变调查主体。

　　这个调查主体，只能是上级检察机关。

　　这方面有先例可行。2009年发生在云南晋宁县的“躲猫猫”事件，就是由于最高检检察长批示调查，云南省检察机关介入才查明真相的。鉴于关岭事件的恶劣影响比“躲猫猫”有过之而无不及，上级检察机关出手已是势所必然。

　　面对社会公众对当地的不信任情绪，从制度层面为公信力止损的，只有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的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是一种法律监督。警察机关及人民警察的所有执法活动，均属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对象。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具有监督权，对派出所同样具有监督职责。

　　因此，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法定监督权，是确保公正、正义的重要制度性设计。

　　要查明真相，离不开程序正义。凡涉嫌警方执法违法的问题，符合程序正义的调查，只能是对警察权有监督制约之责的检察院。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到底对村民开了几枪，被杀村民究竟有无袭警抢枪等关键说法，由当地警方再调查，事实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明显不符合程序正义。

　　事实上，之所以更相信上级检察机关，多半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当今在一些地方，权力与关系盘根错节，利益勾连之下，监督与制约的制度设计往往形同虚设。在一些事情上，民众之所以深感权利焦虑，公平正义之所以不彰，社会和谐稳定之所以受到威胁，“维稳”之所以神经高度紧绷，缺的不是制度设计，而是制度虚设。在地方权力生态一时难解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寄望于上级权力机关更多的介入。

　　关岭当地的一些做法，已经是欲弭祸而祸弭深。无论用钱来安抚死者家属，还是匆忙定性事件性质，动机无疑是害怕事态扩大，导致“不稳定”。然而，如果这也叫“维稳”，与真正的和谐稳定却是南辕北辙。真正的稳定，建立在公权力拥有公信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对焦点性事件，只有公平、公正地查明是非，公布真相，严肃法纪，该问责的问责，该法办的法办，才能重拾民心。凡背离民心、招致民怨的做法，只能与真正的和谐、稳定愈行愈远。

　　彻底实现和谐稳定，有赖于激活我们的制度设计。但当务之急是需要上级权力更多的介入。治本之策，则是改变地方权力生态，让互相制约、监督的力量不被一个更高的力量“通吃”。这不仅是为了一时维稳，更是为了长治久安，为了公平正义和良政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