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晓宇

　　2月1日，一个意外悲伤的日子，连即将到来的春季，都显得如此残忍。

　　天津男子张义民，天津港保税区天保运业有限公司副调度员，当天上午因琐事与同事调度员李涛发生争吵后，持匕首朝李涛胸部及头部连捅数刀，随即劫持院内牌照号为“津AB－6398”的黄海牌大客车，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多条道路上冲撞碾轧，并与前来截击的警车冲撞，致9人死亡，另有包括4名警察在内的11 人受伤。

　　经历如此血腥和暴戾之后，公众在第一时间自然聚焦于悲剧发生的背景及凶手的动机之上，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解释如此疯狂的行为，没有什么可以原谅如此的恶意。

　　目前，与肇事者张义民发生争吵的受害者李涛已经恢复意识，伤情严重的他，“对此事并不想过多谈论”，但他对守候的朋友透露，此前他与张义民无重大过节，他本人没想到同事张义民会突然将其扎伤。而张义民最后走到穷途末路，被警察围困在驾驶室，曾试图自杀，用匕首朝着脖子右侧抹了过去，当时张双眼通红，看上去已经丧失理智，让人害怕。此事件现已被定性为刑事案件。

　　就驾车恶意撞人事件发生的频率而言，张义民案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远者如2006年2月深圳公交车司机刘某因对工作安排不满，将车队长刺伤后驾车沿途撞人，造成2人死亡、16人受伤的事件；近者如2009年6月惠州公交司机泄愤撞车致4死11伤的事件。这些事件并不能以常理度之，似乎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引起极端情绪失控而导致此类事情的发生，完全不可以理性衡量，因而预防与控制此类事件的发生，也显得虚无飘渺，反思亦无从着手。

　　我们现在显然还不了解此案发生的更多背景，以及张义民其人的更多资料，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与事件的逐渐显露，将不乏对张义民如此疯狂基于长期压抑反弹及其社会处境的同情浮现出来。但是，在这个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成为屠杀无辜者的理由。因此，反思同类事件的非理性切勿将之纳入理性的同情轨道上来，我们不能把同情寄托在一个疯狂的杀人者身上，我们也不能把极端褊狭仇恨的道德变态统统视之为应予同情的社会不适应症。

　　我们还记得，美国胡德堡枪击案发生后，凶手哈桑曾被描述成一个因聆听他人的心理压力而罹患精神创伤综合征、次级压力失调等不幸的人，哈桑因此也成为一个对被派往战地执勤充满心理创伤以至于拿枪杀人——这样一个值得同情的人。

　　对于张义民，任何反思都不能是罪孽的健忘：人们应该记得，当一开始路人以为这是普通交通事故时，大客车在前面转了一个弯，再度朝路边的人群冲了过来，“大家这才意识到，这不是交通事故，是故意撞人”；人们应该记得，为了阻止这辆疯狂的客车，“警察当时真拼命了，开着小轿车往大客车的车头上撞”，两辆警车当即被撞坏，车内的民警也被撞伤；人们不能忘记，在张义民入住的病房走廊，一对失去儿子悲痛欲绝的老夫妇要求警察把路让开，他们称要亲自惩治凶手：“他撞死了我的孩子，自己却在病房里被救治，天理不容啊！”

　　面对他撞人的故意，自杀的仇视，我们不能把张义民想像成因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中而心理失常的个体，我们不能把他看作社会压力下的牺牲品，不能把他看成一个被偏见与生活的痛苦边缘化了的可怜人。纵然在他刺伤同事之后，他仍然是可以选择的，但他选择了仇视所有的人，并不惜与之同归于尽，他并非不具备创造更好生活的可能，但他由极端的褊狭而选择了血腥毁灭。

　　张义民个人极端的非理性，只能由一场对杀人者正义的审判来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