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彻底摆脱能源环境困局，“转方式、调结构”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要从各方利益不受影响的“增量型改革”，转到利益重塑的结构性改革；从治标，到治本；从调整眼前问题，到理顺长远矛盾。而这就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齐抓共管解决问题。

　　上周三，国务院宣布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其中，温家宝总理亲任主任，李克强常务副总理担任副主任，成员由18位部长与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副参谋长组成。这表明中国正准备解决艰巨而复杂的能源消耗和减排难题。

　　从能源消耗来看，即便我们的GDP碳强度和GDP能耗从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5%，每万元GDP能耗从1.222吨标准煤降至2020年的0.672吨，到时中国每年仍需50亿吨标准煤。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到2020年实现减排目标后的总和也每年不到49亿吨。中国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将从何而来？

　　另外，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已经导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高达70%，而世界的平均水平不到30%。到2020年中国的煤炭比例即便降低到60%，也要消耗30亿吨标煤，从2005年每年排放55.7亿吨二氧化碳增加到2020年的100亿吨以上，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如果完成届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40亿吨。全世界将很难接受中国的发展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国家能源局破茧而出，一群充满雄心的人渴望对中国的能源困局有所作为，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未得以应有的结果。一个在发改委代管之下的副部级单位，面对诸多大权在握的正部级行政主管部委和地方大员，以及财大气粗的副部级央企能源集团显然权重不足。

　　正如曾担任能源部部长的黄毅诚所说的，“能源部已成为历史”，如果不能赋予它应有的权力，就不要再成立能源部了。

　　事实上，中国要彻底摆脱能源环境困局，“转方式、调结构”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要从各方利益不受影响的“增量型改革”，转到利益重塑的结构性改革；从治标，到治本；从调整眼前问题，到理顺长远矛盾。而这就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齐抓共管解决问题。

　　要使中国的能耗大幅度降低，首先就要全面提高节能降耗目标，不仅是发改委、能源局，工信部、交通部、科技部、国资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都需要参与，能源委员会之外的住房建设部、农业部、铁道部和各级地方政府也需要配合工作。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高，能效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要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就要大幅度增加天然气的利用，要全面开放天然气市场，这意味着除发改委、能源局，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工信部、安全监管总局要参与，涉及进口的商务部、外交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也要参与。

　　中国对于外部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保卫中国海外投资安全和保证国际商业秩序正常化都是中国必须考虑的问题，外交部、商务部、安全部、发改委、能源局、国资委和人民银行等机构需要通力合作。

　　中国的节能减排最终还要依赖科技进步，而代表信息时代的智能电网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能源利用方式，与智能电网相关的智能燃气、智能供热、智能水、智能气象、智能交通、智能建筑、智能电器等等，几乎涉及国务院的所有机构。

　　中国能源必须经历一系列深层改革，没有这些“伤筋动骨”的改革，没有一次艰苦的制度重塑，将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也无法应对全球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而这些改革需要在国务院的统筹安排下全面推动。

　　由此可见，中国没有一个高层次的能源统筹联席管理机制，中国的能源环境问题将不可能解决。对于国家能源委来说，棘手问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