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佑至 

　　有一种捕鼠器设计得精巧，在竹篮子的一端开有外敞内窄的小口，篮子里放了诱饵，老鼠被诱饵的香气诱惑，费力地从小口子爬进去，大吃特吃，撑得腰粗肚圆，转身想出去的时候，为时已晚，没法通过篮口了。

　　这种捕鼠器有喜剧效果。人们看到老鼠在篮子里抓狂，联想到人性和老鼠差不多，都觉得很好笑。笑过了，还要编成寓言，告诫小朋友，不要被看上去有利可图实则危险的陷阱所诱惑。

　　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制度不完善，人就会像老鼠一样无法抵御诱饵的香气，所以总是重蹈覆辙。“三聚氰胺奶粉”能够重出江湖，就是一例。

　　问题奶粉之毒，连最爱国的“四月青年”也消受不起，让人怀疑大国崛起的前景，为和谐社会抹了黑，这才导致田文华锒铛入狱，李长江黯然去职。即使仅仅是对个人前途负责，监管机构和官员在销毁问题奶粉时，实在也应该用心一点，再用心一点。但事实与人们的期待相反，10万吨问题奶粉还是在市场中潜伏下来。

　　一些质检官员的表现不符合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除非在他们看来，放任和隐瞒问题奶粉并没有什么风险可言。好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副总理李克强说了，对近期发现的使用和销售问题奶粉的违法犯罪案件，要彻底追查，对问题奶粉要全部销毁，对不法分子要予以严惩。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这些失职、塞责和无职业道德可言的官员们，如意算盘是怎样落空，究竟将受什么样的惩罚。

　　食品安全委员会是2月10日高调成立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任主任，另两位副总理回良玉和王岐山出任副主任。成立高规格的议事协调机构，自上而下地向各级行政机构施加压力，解决某些繁难问题，是中国行政体制的特色。此次三位副总理牵头，委员会的规格不可谓不高，中央政府对食品安全不可谓不重视，但行政只是国家公权力的一个部门，行政权力的规格再高，没有其他部门的充分配合，往往不能保障一项政策的效果。

　　行政机构重在效率，司法旨在公正地裁决纠纷，而“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进入20世纪以后的现代国家，媒体的作用也日益显露。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无不着重申明公民有言论自由，原因就在于，媒体也即舆论的力量，不仅可以通过公开的讨论凝聚共识，还能够迫使各部门公开透明地运行，防止他们因为私利或失职，导致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重大公共事件涉及到千千万万国民的切身利益，尤其需要上述各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运作，才能保证制定政策不至于偏颇，执行政策不至于走样。

　　仍以问题奶粉为例。食品监管机构当初要不是尸位素餐，问题奶粉不至于流毒天下；如果他们在接到家长投诉后能够快速有效地处理，做出事后补救，危害也不至于到后来那种地步；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媒体的报道和揭发，并且点出了问题奶粉生产厂家的名字，很难设想会有后来那种疾风骤雨般的查处行动，更多的孩子还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有毒”的奶粉。

　　继续假设下去，如果人大代表切实履行法定职责，要求质检总局负责人前往人大接受质询，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会发生系统性的失职，导致国民生命财产遭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并对当事官员的法律和政治责任一追到底，而不是任由他们以退为进，等风头一过就泰然复出，试问，质检部门又怎么敢如此懈怠，竟使得大批问题奶粉未经销毁继续遗毒人间呢？   

　　所以，高级别的议事协调机构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来说是必要的，但为了保证执行效果，人大、司法和媒体也应各安其位，配合并且监督行政权力，这才是避免再现问题奶粉之类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之道。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