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评论员刘兴伟

　　河北沧州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为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被指敲诈之前，这些涉案人都因个体遭遇的事情，到各部门投诉。他们的家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相关政府部门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2月25日《新京报》)

　　从法律规定上讲，“被敲诈对象因为恐惧而处置财物”是敲诈勒索罪必要的构成要件，显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被认定为“敲诈政府”的这些案例并不符合。即便不需要太多的法律知识，指控上访者是“敲诈政府”恐怕与常识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被敲诈者大多处在弱势，这与当地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其中有一个案例，个别官员甚至先和民众商量赔偿数额，后又在该民众领钱后抓人，这样的“被敲诈”，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了钓鱼执法。钓鱼执法已经因侵犯公民权益而饱受指责，如果司法也成了“钓钩”，那么民众又该通过什么渠道来寻求公平与正义呢？

　　司法本身可以理解为一种为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方式的手段，这种手段理应成为百姓的“主心骨”，并由此成为公民与行政权力博弈的砝码。上访者也是公民，也应该拥有寻求公正的权利。但是当他们遭遇司法的不公，转而向“有关部门”寻求救济，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理念的背离，是一种悲哀。

　　个别地方政府部门对上访者进行打击报复的事件偶有发生，但是权力与司法如此明目张胆地联合，指控上访者“敲诈政府”的却极为罕见，同时危害也是最大的。因为，当权力可以指令“公检法三家一起商量”时，就已经让法律背离了轨道。

　　尽管这些上访者可能有些偏执，可能在与强大的公权力的对弈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一个社会应该给弱者留有一条寻求救济的通道。只有这样，无数小矛盾才能在萌芽阶段就得到解决，而不至于酝酿成大矛盾危害社会。

　　现代社会的文明之处，便在于能够保证公民权利具有获得救济的通道，包括媒体的及时接近和关注、国家救济途径及时和低廉地到达、社会保障的全面和充分等等，由此形成的社会机制，可以让弱者有个讲理的地方，而这一切都需要法律进行保障。即地方政府种种息访行为的出发点，都应该是解决问题，如果堵上了公民权利需求救济的道路，甚至颠覆法律的基础作用，就已经违背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初衷。

　　指控上访活动“敲诈政府”，实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上访者能够因此而获刑，更是个别地方行政权力与法律尊严倒置的一种显现，因为，它危害的不仅仅是事关几个人命运的个案，而是触碰到了公民寻求权利救济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