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关于财富分配，从理论上讲，人们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核心是财富，财产权是所有权力和权利的根本；从生活感受讲，多年来物价不断上涨，据说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上涨，我和身边的许多人，却感觉自己的收入至少有四五年在原地踏步；从前年起报社开年会，拍全员合影时，大家不是一齐开口喊“茄子”，而是齐声呐喊“加薪！”

　　应当承认，一方面，正如温家宝总理2月27日答网友问所说，目前“我们大多数群众生活的水平还比较低，价格的上涨，特别是日用生活品的上涨，对他们影响很大”，也就是刚够温饱型，“恩格尔系数”相当高。这部分人的收入若不提高，且出现通货膨胀，就可能“饥寒起盗心”，出现铤而走险的流民和暴民，“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以致政权的巩固”。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现在也有不少人收入并不低，许多大城市日益拥堵的轿车，广州城里到处是吃喝的，就是明证；主要问题是不少白领和市民有相对贫困感和强烈的被剥削感，他们受到公务员和垄断国企工作人员收入不断倍增、特别是暴发户们骄奢淫逸炫富的刺激，心生怨忿；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更是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虽然他们比父辈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

　　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中外皆知，官民也早有共识。新华网向网友征集“今年两会您最关心的话题”，第一条就是“收入分配”。温家宝27日说：“国民收入分配，要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个人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二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通过财政和税收更加照顾困难群体。”

　　也就是说，要不要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谁来主导这个改革”和“怎么进行改革”。

　　答案似乎应该是当然由政府来主导！错。这种惯性思维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征税权和用税权掌握在政府手里，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我们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法征税与用税(通过预算和拨款法案)本是国家机器运转最大的权力。也就是说，应由人民群体当家做主，至少应当由公众广泛参与分配改革过程，而不能重蹈国企改制由政府主导却将最大的利益相关人工人排除在外以致造成后患的故辙。

　　温总理说“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他作为政府首脑有这样自觉和自律意识，当然很好。但是无数事实证明，并不是每个甚至多数政府官员都有这个觉悟的，指望他们的良知，连画饼充饥也不如。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政府收入在财富分配中占了太大的比例，以致“国富民穷”，经济依赖投资，国民消费严重不足；最明显的是教育投资长期达不到法定的4%，很多老百姓孩子“上不起学”，或成了“孩奴”；且“执政为民”的公务员群体收入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以致今年1月广州市人大代表黄浩玲突然“发炮”说，现在广州“处级公务员退休金能拿到7000-8000元/月，同是处级，企业的经理们每月自缴纳养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时封顶也就是1700元/月”，太不公平了！政府发改委、国资委领导下的垄断国企，高管和员工远高出社会收入水平的薪金和福利，也是造成贫富不均、人们心理失衡的重要因素……凡此种种，告诉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凭他们的“良知”来主导分配改革而实现社会公正。

　　那么，谁来主导，及怎样进行分配改革？财富分配是一场利益博弈，要平衡各方面诉求，必须有各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须扫除特殊利益集团对分配改革的阻碍。温家宝在回答关于“三公消费”(它们隐性的收入分配，老百姓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文强之类贪官民则只有养情妇和嫖娼才动自己的钱)的问题时说，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收入分配改革也离不开这两条。

　　就民主和公共参与而言，劳资(管理层与员工)关系方面，要改变分配过多倾向于资本(或管理者特别是高管)局面，提高劳动(职工)收入，必须让各方面都有依法表达诉求、协商谈判的权利和机会，工会不能是附庸和摆设；国企管理层无权自定薪酬，公务员更不能拥权自肥，提高薪金福利必须经社会讨论，人大批准。

　　其中，第一步，也是最有效的公众参与和民主监督措施，在电子时代，就是将各级别公务员、国企管理者、员工的薪酬福水平，都拿到网上晒一晒。这在技术很容易做到。比社会平均收入高数倍的公务员和国企人员，看他们怎么好意思再加薪，再炫富！或曰，你这是与虎谋皮，人家连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和单位的公款消费都不愿意做、都可以不公开，你没得陇就望蜀，纯属图嘴皮快活。

　　说得也是。如果连官员财产和政府财务支出信息公开都不能做到，搞暗箱操作，要进行分配制度改革，走向公平正义而不是特权与腐败，那真是缘木求鱼，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