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度化法律化是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一切的问责实践都应当站在“政治问责”的高度，自觉规范化。像南京这次问责市政官员，虽然旗帜鲜明，主动透明，但还是显得有些“低调”。殊不知，问责制的根本，就是向大众公布责任真相，稀释社会疑虑，并利用向社会公开的问责，督促各级官员勤勉工作，尽职履职。公开得越彻底，督促的效果越好。

　　南京市排水管理处处长吕德明、副处长谭沭兵可能没想到，因为一个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的质量问题，他们会双双被建议免职；他们的顶头上司市政公用局副局长朱俊基可能也没想到，分管该工程会被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成为南京党政领导问责办法出台后被问责的第一人；更没想到的是那些对工程路面塌陷心中起疑继而向媒体投诉的民众。以往，这样的曝光顶多换来一顿训斥或者行政记过、警告处分，再让政府掏腰包把有瑕疵的工程推倒重来一遍。毕竟不是死人伤人的安全事故，也不是引起群体事件的重大工作失误。民愤不大，影响不是很恶劣，即便见了报上了电视，大多内部处理。摘掉乌纱帽，向社会公开通报，从目前工程质量行政问责的情形看，属于“相当严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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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严厉问责，在全国两会正在聚焦政府工作得失的时候，显得更有警示意义和契合效果。

　　这几天，两会代表委员在讨论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问责潮”：对过街老鼠般的房价，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协主席许钦松直接问责政府物价部门，他说，令人称奇的是，物价部门往往连蔬菜、牛奶、公园门票等都有强有力的价格管理，惟独对房子这种对群众来说属最重要最大宗的商品却不闻不问；全国政协委员郭松海一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我国大中城市房屋价格比前一年上涨1.5％的数据不合理”的言论，引发“不靠谱的统计数据影响决策，应当问责”的呼声；对海南“毒豇豆”事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和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都认为应问责相关官员；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建议：必须通过实施更加严格的教育行政问责制度，解决教育违法违规、渎职不究的问题；相类似的建言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沈雯认为，作为国家税收和财政的重要来源，央企红利上缴比例近年来整体偏低。因为没有问责，缺少纠错，才导致央企花钱“大手大脚”；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张兆安则建议要明确把社会成本纳入工程费用，对社会成本过大、造成损失的，要对决策者、建设者形成问责机制。

　　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无论在党纪还是政纪上，相关条例越来越细化。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问责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多数行政机关往往自己充当问责主体，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在已有的问责案例中，问责对象大多还局限于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而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疏于监管造成工程质量问题导致财政损失的，问责尚少；还有一些问责属于消防式的选择性问责，当工作失误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时，找个替罪羊，“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蒙混过关；更有一些由各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往往忌讳“一竹篙打一船人”，以众责难辨为由蜻蜓点水一般每个人分摊受罚，结果责任化为无形。当然，也有将推行问责制仅作为宣传和提升政府形象的举措，只讲求问责的新闻效应，不注重问责的过程监督，只注意问责的政治元素，不顾及问责的道义内容，只依靠问责时的行政权力，不考虑问责后的公众感受，使得问责沦为缺乏问责质量和公正性的“权力问责”或是“伪问责”。

　　这种现象严重降低了官员问责的声誉和效率，已经引起包括两会代表委员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此类提案也逐年提出。继去年两会有委员提案提出国家应该完善官员问责制度，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后，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潘复生再次呼吁加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他认为要克服行政问责的“异象”，必须推行“异体问责”，即以人大为代表的民意机关的问责。

　　的确，如果行政问责不能走向制度化立法化，不能改变“权力问责”为“制度问责”，“同体问责”不能让位于“异体问责”，必然使得官员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

　　问责制度化法律化是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一切的问责实践都应当站在“政治问责”的高度，自觉规范化。像南京这次问责市政官员，虽然旗帜鲜明，主动透明，但还是显得有些“低调”。殊不知，问责制的根本，就是向大众公布责任真相，稀释社会疑虑，并利用向社会公开的问责，督促各级官员勤勉工作，尽职履职。公开得越彻底，督促的效果越好。左顾右盼、遮遮掩掩的问责实在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