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短房(旅居加拿大华人)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理应调整自己的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同样应该反思自己在国际交往中的方式方法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去年岁末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副外长何亚非“抗议”一幕并不遥远。西方媒体把这普遍解读为“新超级大国的傲慢”。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国外记者忍不住要问个子丑寅卯出来。温家宝总理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答案：何亚非之所以“傲慢”，是因为某个内部会议名单上明明有中国，但不知为什么，中国代表团却没有收到任何会议通知。按此说法，那么“傲慢”的似乎不是中国，而是某些西方国家了。

　　其实，何止是哥本哈根峰会，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西方指责中国“傲慢”，和中国指责西方“傲慢”的声音，一刻也没有平息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道理？

　　一直以来，欧美国家掌握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话语权，居高临下的发言方式，不仅是他们所常用的，也是他们所习以为常的。当年刚果王国的恩辛加女王，坚持和葡萄牙殖民者平起平坐，在对方故意不设座位的情况下，索性坐在侍女背上谈判，这曾被欧洲人说成“傲慢”。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政治版图的变化，被称为“傲慢”的，还有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日本、苏联。显然，在许多西方人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维定式依然存在，只要和自己不一样，那就是异端；只要“异端”坚持自己，那自然就是“傲慢”了。而在那些“异端”看来，西方强迫要求改变的方式，才是不折不扣的“傲慢”。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不论历史、现实，还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甚至许多细小的习惯，都和西方大相径庭，在双方关系发展中，自然免不了互相排异、互斥“傲慢”的阶段。一向占据优势的西方，会对新兴力量，感到不耐烦甚至反感。而后起之秀因为长期被压制，一朝登堂入室，自尊心往往特别强烈，惟恐别人看不起自己，每一道来自一向强势一方的挑剔目光，都可能被敏感地解读为“傲慢”。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理应调整自己的思维定式，将“排他程序”切换为“兼容模式”。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且不说四大文明古国无一欧洲国家，中世纪欧洲一片黑暗时，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甚至非洲的廷巴克图文明，不是都各领风骚数百年？欧美抓住发展契机，成功地几次超越，并至今领跑，这当然是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所谓“天生的选民”，天下大事就只能自己说了算。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同样应该反思自己在国际交往中的方式方法、言谈举止。今天的中国毕竟还没有到一家独大的地步，即使到了这一步，不适当的交流方式，也只会影响交流与合作的效果。诚心“傲慢”固然不妥，如果本无半点“傲慢”之意，却总被人解读为“傲慢”，同样会对自己的发展带来不良后果。

　　国际交往有它的“规矩”。当然，这些规矩未必合理，存在调整、修改的必要。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有权利要求调整。但这需要适当的方式，说服对方同意改变，并且可以用对方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去说，否则哪怕声音再高、意愿再好，哪怕言行十分“解气”，对方听不懂、听不进，甚至干脆听不见，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和西方彼此的“傲慢”，或许源于一场误会，但“误会”双方都应从中得到足够的、必要的启迪，寻找更有利于彼此相处、彼此磨合的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