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近三年来，全国先后发生八起拆迁户自焚或被活埋的悲剧，但当地主要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但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因拆迁不力被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的，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4月8日《南方周末》)

　　“现在全国都在这摆着呢，把谁处理了？”一位官员的诘问提醒，为我们戳穿了“野蛮拆迁问责机制形同虚设”的残酷现实。而“拆出人命”没什么紧要，“拆迁不力”反倒有罪，面临调岗或降职，这样的现实只能告诉我们一个荒唐的逻辑：只要你有办法，哪怕是不择手段地“推进”了拆迁，就是有功之臣，即便导致了生命惨案，我们也要“保你”。这是什么？这等于是在赤裸裸地鼓励、助推野蛮拆迁！这等于在纵容更多的血泪拆迁！

　　只要地方政府拿地的利益冲动不止，就难有真正的问责。或许，这才是关键！毋庸置疑，“拆迁”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是公开的秘密。有利益，就会有不择手段，甚至有脱离人性的野蛮，所以，我们指望引入严肃的“官员问责”来遏制地方利益的冲动，使其成为改变拆迁乱象的砝码，并通过在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长期努力，得到充分的改善。遗憾的是，问责在此无力，约束在此脱缰。

　　何以至此？这样的问责乱象，其实在问责制度中是可以找到苗头的。现在的责任追究，在制度设计上，其实存在很多问题，诸如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往往关系过密，缺乏第三方的客观评价等等，这导致了事实上“自己人问责自己人”的笑谈，不“高高举起、轻松放过”才怪！

　　综观每起恶性拆迁事件，之所以最后少有官员被问责，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当事官员是服务于地方政府部门的，在这种状况下，又如何能指望地方政府去问责为自己利益而在“拆迁一线”奋战的官员？或许，他们也会担心，真的敢于像民意期待的那样，每出一起就严厉问责，那么，明天等待他们的，肯定是官员在拆迁的时候不会出力，这样一来，那些放不到桌面却很有甜头的地方利益，岂不是要大大受损？

　　左手“问责”右手不管用，我们就必须考虑另外的思路。从处罚力度与威慑力而言，行政责任如何与刑事责任对接，构成真正的无缝隙责任追究网络(诸如“问责”与官员渎职罪的厘清与归位)，就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在“渎职犯罪轻刑化”不良趋势下，有些地方过多地以“行政问责”代替“渎职罪”等法律层面的追究，而行政问责有时又搞得稀里糊涂，问来追去，结果竟然陷入“谁也没有错，谁也没负责”的荒唐境地。可以想象：对那些不肯下狠手、下死手，心中还怀有一些仁慈的拆迁执行者进行调岗、降职，搞“另类问责”，只会在拆迁领域形成“恶人驱逐好人”的结果，只会助推暴力拆迁力度和强度的升级，进而成为一次次挑战法律和民意底线的导火索。

　　或许，我们无法苛求在整体问责乏力的情势下，拆迁领域的问责一枝独秀，但让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拆迁领域的现状就不能再延续下去，问责亟须在此能够寻求突破，一方面，这是对于在拆迁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百姓及民意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规范权力在利益驱动下合法运作的必然。毕竟，在进步的车轮面前，“拆迁不力”有罪，拆出人命无责的荒唐逻辑，是一个极大的嘲讽与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