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一名在押薛姓男子，4月7日离奇死在该县看守所。警方称，该男子溺亡在拘所洗衣池里。有网民将此“洗脸死”列入《中国非正常死亡大全》，据统计，自去年初“躲猫猫事件”以来，类似的非正常死亡已多达25例。

　　种种非正常死亡个案催生出了众多网络流行语，诸如“做梦死”，“洗澡死”，“睡觉死”，“喝开水死”等等。在网民的戏谑之间，实是弱者的无奈。网络舆情的汹涌始终未能触动看守所体制的变革。

　　常见的羁押场所大致包括了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以及监狱。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现象是，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25起非正常死亡个案，只有一起地点在劳教所，其余均在看守所。相比较而言，拘留所和监狱里发生的非正常死亡案例要少得多。

　　这一现象的背后根源，很可能在于管理制度本身。拘留所多关押被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人，监狱关押的则是刑事案件中的已决犯。而看守所则不同，看守所里关押的多是未决嫌犯。换言之，看守所与监狱、劳教所和拘留所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作为一个审前临时羁押场所而存在的。我们甚至不能把看守所里的被在押人称为人犯，他们只是嫌疑人。

　　区分“嫌疑人”与“犯人”的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法律界普遍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经由这次重要的修订开始进入中国刑事司法。越来越多的公众已经知晓，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嫌疑人应被作为无罪的人来看待。

　　问题就在于，看守所的管理者是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在中国又负有最主要的侦查职能。在破案的压力之下，“以押代侦”也就成为一条公开的“潜规则”。在有些地方，看守所并不是为“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和“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而关押，而是为了“侦破案件”而关押——不少看守所里的非正常死亡事后都被证明是刑讯所致。

　　在法律上，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由原来的“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转变为“控辩审三角结构模式”。但这种变化，还仅仅体现在庭审。在看守所管理体制上，律师仍然很难成为三角结构当中的一角。由公安机关所管理的看守所，对于辩方，尤其是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常常百般刁难。“会见难”由此成为刑事辩护著名的“三大难”之一。

　　应当承认，一年多来，公安司法机关针对被羁押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也进行了多方努力。比如2009年的“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还有上月底被进一步强化的领导责任追究。但无论是运动式执法，还是内部责任加强，都未能改变看守所体制本身，因而也注定了效果有限。

　　遏制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别的终南捷径，只有剥离公安机关管理这一条路。最为可行的方案，就是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脱离，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管辖。当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划清界限”之后，才能彻底避免两者同属“一家人”的瓜田李下之嫌。另一方面，看守所转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后，当律师的会见权受到看守所侵害时，司法行政机关也可以更便捷地进行协调，以及时化解律师会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