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

　　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赵作海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至此，又一起让法治蒙羞的惊人错案，被续写上了日见增厚的司法错案史。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河南赵作海案都堪称5年前湖北佘祥林案的翻版。在很多重要情节上，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都是因为“被害人”神奇“复活”而使冤案大白天下，都是在已经服刑11年后被宣告无罪。

　　就事而论，在这起毫无疑义的冤案错案背后，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拥有主观故意的冤案制造者。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再到法院，没准大家当时都认为自己是按部就班地依法行事，甚至还是昭雪了惨死的冤魂、拯救了司法的正义。然而越是这样，事情越发可怕，因为“无意制造冤案”要远比“故意制造冤案”几率更高。而这也决定了，我们反思和总结不能总是局限于个案，而必须上升到机制的层面。

　　赵作海案尚有许多焦点问题需要调查，而公众认为唯一不需调查的就是刑讯逼供的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无故承认自己杀人，更不可能把并不存在的杀人细节交代得符合案情需要。而当地公安局负责人却不认为这个案子存在刑讯逼供，这固然是在推卸责任；但是，却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公众眼里的刑讯逼供，在一些干警眼里却是从来如是的常态，只要没有超过一定的暴力限度，就不能算是刑讯逼供。如此，破案心切下的“合法伤害权”，焉能不以刑讯逼供的面目集中呈现？

　　更何况，一个通行的游戏规则是：在破案、公诉、审判活动中，荣誉和利益皆是个人的，与办案当事人紧密相关；责任与过失却是集体的，无需任何具体当事人为此担责。佘祥林案件，公众至今不甚清楚负责办案的是哪些警察哪些检察官和哪些法官，当地司法部门的教训总结也只是泛而化之的一连串“不够”、“不强”、“不力”、“不严”而已。

　　“被害人”复活这种案件，在整个错案史中的比例肯定不高。某种意义上，只要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要不是“为了破案而破案”，在当今如此发达的鉴定技术之下，“被害人”复活冤案原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如此低概率的错案居然也能频频发生，足见不法与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泛滥。这也警示我们，错案纠错绝对不能止于个案，否则，佘祥林既然不是最后一个，赵作海也不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