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据5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近日，江西省弋阳县城管大队在城区人行道和市政道路划出100多个摊位，组织占道经营的摊贩竞价拍租，价高者得，得者发证算合法经营。最终，城管部门以“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的名义，收取了69家摊点的139390元竞价拍租资金。

　　很明显，通过这手竞价拍卖，弋阳城管是大赚了一笔。弋阳县收取占道费的标准是每天每平方米7角钱，一个流动摊点按6.25平方米计算，每年占道费不超过1600元。经过“学习上饶兄弟县市经验”，按照“愿者上钩”的方式操作，一个摊位的最高收费达到了1.6万元。收费凭空暴涨了10倍，也难怪这项“改革”的操刀者忍不住自夸“效果超出了设想，方向是对的，县领导是肯定的”。至于县城管大队在“县领导大会小会表扬”之外，能否从自己挣来的这笔钱里面获得实惠，天知地知惟独我们不知。

　　城管大队可以把人行道拿来拍卖赚钱吗？当地城管官员们的表演堪称精彩，先是异口同声地答复“我们做事都是有依据的”，并指依据就是《江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第三条。当记者索要该办法时，他们立即宣称“没有，很难找到”。记者通过手提电脑上网查到该办法，“第三条”不是，“第二章第三条”也不是，于是“在场的几人脸上似乎有些不高兴了”。其实不用查找，这种“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有化，私有权力利益化”的典型病态表现，如何能够从正式的法律法规中找到依据呢？城管可以阻止在人行道上摆摊设点，但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就有权改变人行道的公共属性和用途，进而把人行道当成商品来拍卖赚钱。

　　行政法的一个常识在于，每一项政府行为都必须拥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弋阳县城管大队拍卖人行道的做法，说白了就是违法行政，自我授权，对经营者敲竹杠。尤其恶劣的是，他们在敲了百姓的竹杠之后还不忘卖乖，把自己打扮成关心弱势群体的大善人。某城管官员反问记者：“你说怎么办？下岗、伤残人员多，工作不好找，都要求摆摊设点，只能采取拍卖方式，这样才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底层民众为了生存要求摆摊设点，城管当局体谅民生艰难适当放松没必要的严厉管制，并改变执法的方式方法，这样做当然没有错误，问题在于口惠而实不至。

　　这名城管官员的机灵之处，就是拿拍卖人行道的违法行政行为绑架放松管制这件事。其实，明眼人自然不难看出，竞价拍租并不是放松管制的必然选项。一些城市已经进行的探索表明，在综合考虑交通、环境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在某些时段、某些区段对小商小贩的经营开禁。这种开禁经过了科学的评估与测算，并建立在不增加小商小贩的负担基础上，他们原本就是弱势群体，经不起任何假托高尚借口的盘剥。弋阳城管的所谓“老百姓满意”，无非是挖好陷阱逼人就范。交了钱的算“合法”，不交钱的面临着“取缔并罚款”。商贩们找官员理论，官员回敬以“在这里我说了算，你不要就出去！”

　　在拍卖人行道的“改革措施”实行以后，摊贩们除了大大增加成本，“算是给城管局打工”之外，还能获得什么额外的收益？但在城管官员看来，这一切仅仅意味着“做不到人人满意，只能有人作出牺牲”。作为政府部门的城管当然是满意了，可这满意建立在摊贩利益被剥夺被牺牲的基础上，除此之外，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此收获什么。弋阳城管的一番折腾，除了说明如何与民争利之外，再也显露不出任何深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