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因“被害人”的“死而复生”，无辜蒙冤的赵作海终于得到了清白，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当年佘祥林案的翻版。但“死而复生”不常有，赵作海承接这个“佘祥林第二”，距离当年的佘案昭雪已有五年之久。至于何时可能出一个“佘祥林第三”，舆论和冤狱苦主一样茫然无知。

　　五年前，作为专栏作者的我几乎关注了佘祥

　　林案的每一个舆论焦点。五年之后再看赵作海案，“仿若又回到从前”。时评这个本应速朽的文体，因一些现实问题的发生而有了生命的延续。今天在媒体上不断重复着的观点，仍然让人心怀敬意。那些指责“时评无力论”者，应该好好看看赵案与佘案的些微区别。

　　比如，当地公检法的迅速反应，相关信息的主动公开，究责的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的及时给付等等，较之佘案都算有些进步。这些主动展开的纠错程序，成功地把舆论的焦点引到了错案本身，引向了当年刑讯逼供的那些警员。有消息称，作为当年赵作海案办案组的成员，郭守海、周明晗已被刑拘，李德领在逃。追逃与在逃，侦查与被侦查，这样的天地轮转、猫鼠易位，充满了戏剧性。

　　也有现任的司法要员，不断对媒体声言此案中的种种疑点。诸如死者身份未最终确认，压在藏尸井口的三个石磙显然非一人之力能够推动，找不到尸体的其他部分，也找不到作案工具……我倒觉得，这乃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此浅显的质疑，当年的办案者难道看不出来？据报道，当年商丘市检察院就曾提出，公安机关向检方移卷，要提供有关DNA鉴定。奇怪的是，DNA鉴定最后也没个结果，检方却放弃了这个重大疑点，进行了公诉。而后法院仅用时20多天就审完了赵案。

　　为何疑点会被忽略，因为有一个“联席办案”的机制在。对地方党政领导来说，命案必破是其治下重要的政绩工程之一。命案必破的任务先是落在了地方政法委，地方政法委又通过“协调办案”，将此要求贯彻下去。请看赵作海案的报道，“当年，该地检方曾多次将赵作海案退回，让警方补充侦查，但后来商丘市政法委对该案召开专题协调会议。会议后公检法三家就拧成了一股绳，一鼓作气把赵作海判了死缓。”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绝不能是“一股绳”。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如果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和检察称兄道弟起来，甚至“拧成了一股绳”，法院这架天平就已经失去了平衡。要确保赵作海案不再发生，光在公检法三机关中 “加强教育整顿”是徒劳无功的。只有废除三机关的“联席会议”、“协调办案”，才能够把刑事司法的真实运行拉回到法治轨道上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法院都在禁止法官与律师单独接触。这种隔离对于防止案外的勾兑无疑能发挥一些作用。反过来想一想，既然法官不能与辩方律师单独接触，那么法官与控方成员 (包括警员和检察官)单独接触，也理应被禁止。法官应是超脱于控辩双方之上的第三方，是裁判者，而不是控方的一员。

　　不可回避的是，赵作海案的平冤洗白仍然充斥着“协调办案”、“联席会议”的影子。新华社报道称，“被害人”赵振晌回乡之后，赵作海冤案浮出水面。“商丘市随即召开了由公、检、法相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商丘公检法分别提出了要求，并成立了商丘市处置赵作海案件工作组。”当年的冤狱由此而生，新的“联席会议”是否又将导致新的冤狱？有媒体以追诉时效为由对当事警员被刑拘表达了质疑。赵作海案的后续追责，是依法而为，还是依会议而办，实在让人不敢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