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泰国暴力冲突升级，曼谷一下子从“微笑之都”变成了“流血之城”，政局陷入了内战的边缘。最值得关切的问题是：是“选举民主”导致了泰国的动乱，还是“不够民主”引发了泰国的不宁？

　　泰国是一个深受印度佛教影响的国家，几个世纪来，绝对君主制一直主导着国家政治。近代，英法等西方列强曾迫使东南亚各国纷纷沦为殖民地，泰国却由于君主的势力而成了唯一未曾被殖民化的东南亚国家。1932年，一场革命结束了泰皇的绝对君主制地位，泰国从此进入了充满政变的军政府和民选政府轮番统治的时期，即使到了1989年和1997年较彻底的民主化之后，军事政变的阴影仍挥之不去。

　　泰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变王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在位的60多年间，政变就发生了二十来次，几乎每三年多就来一次。君主立宪之后，泰国国王依然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也是现实上的精神领袖和国家事务的最终仲裁者，虽然名义上严格保持中立，泰国国王对军队和政府却有特殊的影响力。如此，泰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王-军队-政府”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泰国的民主，也因此不是西方现代意义的“国王只有象征性”和“军队从属于政府”的“宪政民主”。

　　泰国曾通过了严厉处罚政变者的法律，但纸上的法律，并没能阻挡军队的武力。2006年9月19日，泰国首位穆斯林陆军司令颂提发动政变，推翻了对泰南穆斯林省份采取强硬军事行动、又深陷腐败事件的总理他信。政变获得成功，并得到国王的支持。此后，他信政策的受惠者群体(农民和下层民众)成立了“反独裁民主联盟”，俗称“红衫军”，与代表中产阶级势力的“黄衫军”对峙，并在“人民民主联盟”重新执政后掀起街头抗争运动，要求总理阿披实下台。其后“红衫军”与政府冲突不断，直至近日阿披实在军方的支持下进行镇压。

　　泰国的现代政治史表明，说“民主导致了泰国的动乱”和“不够民主引发了泰国的不宁”，都同样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一方面，“选举民主”确实使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公开化；但另一方面，“不够民主”又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不能在法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民主化过程是一个利益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不可能是把“成熟民主”的制度机器安装上，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良好的自动运行。

　　在这个节点上，责怪“选举民主”或责怪“不够民主”同样毫无意义。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理性设计”和“理性实施”的过程，一旦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社会就既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民主制度的风险。在收益与风险同在的意义上，民主(选举、独立司法、军队国家化)与法治(如议会和陪审团制度)的并行发展与交汇，都要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势力的影响。如果只看民主的收益，只侧重个人权利，就会把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归之于“不够民主”；而如果只看民主的风险，只侧重经济发展，就会把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归之于“选举民主”，而这两者恰恰都是片面的。

　　从这种角度看待泰国的民主动荡，就接近于对民主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它不能被当成对民主的支持，也不能被当成对民主的反对，它只是对民主的一种冷酷的剖析和警示。其最重要的含义在于提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不管暴力的动机和结果是好是坏，为什么军队暴力和平民暴力总是能凌驾于民主制度的控制之上？或者，为什么民主制度的力量镇不住军队和平民暴力的力量？第二，选举机制所包含的“民粹福利倾向”，到底对民主制度意味着什么？

　　制度的权威，取决于制度力量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削弱和抵消暴力的力量，也取决于一旦与制度对抗所要付出的代价。泰国民主的问题是，制度的权威长期受到暴力权威的抵制，无形之中固化成一种“暴力常胜”的“稳定预期”；同时，泰国社会的多元化和经济水平，又没有发展到“对抗制度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风险就经常超过了民主的收益，民主本身又已经无法逆转，所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就成了民主动荡的“人质”。

　　泰国民主的问题还在于，弱的制度权威还与“民粹福利倾向”搅拌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希腊表现为大规模的偷漏税和赤字公债危机，在泰国则表现为福利获得集团的维权暴动。走出这个困境，至少同走出上述的第一个困境一样难。这第二个困境常见于发达民主国家，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则两个困境都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