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通报了清查出来的逾61万亩的“未报即用”违法用地，16个地级市被点名。所谓“未报即用”违法用地，是指未办理用地申报手续即违法占用土地。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批评说，“以往违法用地不同程度地存在‘边报边用’、‘未批先用’等问题，但现在却发展到‘未报即用’。”(5月25日《新京报》)

　　如果说“边报边用”、“未批先用”尚属于先上车再买票，那么“未报即用”则是上了车不买票，这种赤裸裸地乘坐“霸王车”的行为，显然是挑战法律尊严，无视中央权威，孰可忍孰不可忍？！难怪徐绍史直斥“本该依法用地的政府却公然无视法律、违法用地，大大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其实，政府的公信力被一再损害，已经损害到伤痕累累的地步。“未报即用”违法用地并非始自今日，而是由来已久。业内人士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80%违反《宪法》，因为80%征用的土地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重要温床，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学者甚至直言，“土地违法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省级以下的每一个地方政府几乎都出现过违法用地的现象。”

　　只不过这次清查的“未报即用”违法用地现象更恶劣，更让人触目惊心而已。清查的结果显示，涉及土地总面积61.3万亩，其中耕地面积27.2万亩。质言之，“未报即用”的耕地已然占到涉及土地的四成多，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可触碰的铁律面前，“未报即用”耕地无疑是一记沉闷而辛辣的耳光。手脚不老实的一些地方官员，乘着欲望号列车，轻佻地扯掉“红线”上面的遮羞布。

　　“未报即用”土地的权力逻辑并不复杂。首先，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即便上报，也难被批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生米做成熟饭；其次，从申报到审批，耗日持久，非一日之功，一些地方官员玩得就是急功近利，在为官一任、暴富一己的嗜利冲动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不愿意等也没耐心等，急速将权力变现，正是这些官员迫不及待的权力观。再次，违法用地不是孤例，而是不少地方官员的共同选择。放眼望去，“未报即用”确乎不是一地一处，已是集体性行动，当别的地方官员靠土地暴得大富，自己还按部就班地先报再用，未免迂腐而颟顸。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未报即用”，又能如何？即便“未报即用”也往往毫发未损，此前“边报边用”、“未批先用”不就没被伤筋动骨吗？可以说，违法成本过低，正是一些地方官员孜孜于违法用地的一大原因。

　　犹记得轰动一时的广东开平政府非法审批土地事件，当地政府非法用地高达近3万亩，是典型的“未报即用”，为了应付上级督办，当地甚至制造虚假的“一套又一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然而，就是这起“以违法手段审批土地，有组织地不执行甚至对抗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再强调和重申的加强土地管理的决定”的恶劣事件，该市市委书记也只不过被撤职而已。数字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仅有1%的党政纪查处风险，0.1%的刑事责任追究风险。这一数据委实耐人寻味，也令人黯然。显然，与难以尽数的土地暴利相比，0.1%的刑事责任追究近乎零风险。

　　一旦违法成本过低，守法成本过高，客观上即是对违法者的纵容，对守法者的打击，会让守法者腹诽，甚至愤愤不平，某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就抱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土地违法成本太低。不少基层的同志讲，你们老是查来查去，可我们守法的却一点好处得不到。那些违法用地的占了就占了，补办个手续了事，既不受规划指标控制，取得成本又低，这怎么能够服众？”

　　早在2007年，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就曾表示，未批先用、先上车后补票、交罚款补办手续，是某些地方比较普遍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的表现形式。“让违法者在经济上、行政上、政治上付出高额代价”。 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未批先用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在一些地方反而愈演愈烈，所谓的“要让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成了美丽而飘渺的肥皂泡。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如果一味对土地违法者手下留情，违法用地的地方官员必然前腐后继；如果法律不发生效力，再威严的法律也与拔牙的老虎无异。面对当前高发、多发的土地腐败，除了提高其违法成本之外，尚需将执法关口前移，早发现、早报告、早制止，以减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