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跳楼已是今年的第12起了，其中一半多发生在这个还没有过完的5月。

　　如果是虚构故事，那么拥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连续以同样的方式死亡，将是恐怖片、悬疑片的题材；如果说这故事是真实，那么人们会想到神秘的连环杀手。

　　然而，富士康员工的跳楼是自杀。自杀，也总是容易把原因归结于个人原因。不过，一个公司里连续发生的自杀事件，也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集体抗议，一种特殊的集体宣泄。

　　没有谁会为了使自己变成增加的数字中的一个而自杀。所以，所谓媒体不断报道自杀事件诱发自杀不断发生，实在是一个荒谬的指控。这种指控不仅歪曲和凌辱了传播的正当，而且矮化了那些自杀者的人格，认为他们没有自我意识，把自己变成媒体报道的计数装置，并且为完成一次计数而放弃生命。

　　一个人放弃生命，原因可能是复杂的，可能是简单的，可能是复合的，可能是单一的，起作用的因素在自杀者那里可能有差别，但不容回避的是富士康这个小型的全景社会构成了这些自杀的共同背景。

　　富士康可以作为中国发展模式下工厂人境况的一个样本。就员工不断发生自杀事件来说，这个样本可能也是某种极致化的标本，使我们得以观察工厂作为当下的一种全景社会模式所产生的问题。

　　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一定程度上如同全封闭的“无菌环境”。它为更高的生产率而组建，资金、设备、生产线、工人、管理在其间结合，货品出入与订单往来是其系统仅有的出口。一个工人来到富士康，意味着他从一个社会成员，被作为企业员工而全面接管，流水线成了他生存的全部意义。

　　宿舍不是生活空间，而是工厂空间的一部分，这里仍是流水线管理的一部分。工人只有生产和生产的预备两种状态，他不是在流水线上，就是在准备到达流水线上。

　　现代企业里，企业接管的只是工人的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之外，工人回到社会，成为公民，而且企业不得购买工人的全部时间，工人不允许出售自己的全部生活。而在当下中国，一些大型加工制造企业掌管的是工人的全部时间，流水线、食堂和宿舍构成了工人的“24小时在厂”，劳动生产率成为管理的至高目标，人的发展和生活被排除。

　　“24小时在厂”，意味着员工作为社会人的消失，作为工厂人的诞生，在此他被全程监管，生产制度成为社会制度，被监管成了人的基本状态。改进安保措施不过是使监管更加严密，而不会使员工稍加愉快。这里可以拿到工资，但必须承受压力；这里不生产劳动致富的故事，只生产工具化、工厂化、劳动力化的人生；这里一切井然有序，有序得令人抓狂。自杀是无望的释放，是个人悲剧性的总体解决方案，但本质上则是一种压力下的抗议。

　　这是从内心里坚信“城乡贵贱，宁有种乎”的一代，这是经过变迁的社会后梦想已经平权的一代，这是因幸福想象与尊严已经归来而拒绝工具化的一代，这是个体自己决定命运而不再被集体甚至家庭决定的一代。这决定了监管性的生活不被接受。

　　效率至上，忽视人的权利和发展，抹杀人的生活与尊严，这种模式过去可以，现在不可以。隐忍已触及底线，逃避已足够决然，但人们未必一直隐忍和逃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