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之下，富士康公司依然发生了第12跳。冰冷的数字背后，对应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尽管富士康的“血汗工厂”模式已饱受质疑，但我并不认为富士康应该承受所有的指责。可以这样设想，是否应该就此关闭富士康？这应该由富士康的员工来回答，事实上员工们已经用脚对此作出了选择——据报道每天有数千人前往富士康求职，对这些求职的年青人来说，在富士康获得一份工作意味着获得了一个改善人生际遇的机会，只要富士康没有对员工实施确凿的人身或经济上的强制，在道义上就无须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富士康的工作并没有给他们人生以希望，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富士康去寻找新的梦想。但他们却如此决绝地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只能说，富士康外面的世界也并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

　　在今天的中国，可能超过三亿的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入沿海城市的生产流水线，从事最低端的工作。第一代农民工较之他们的子女，显然具备更坚韧的意志品质来面对苦难。对他们来说，年老体衰之后，回到故乡，继续耕作几亩薄田，是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有家，城市只是暂时停留的站台，他们“家”在遥远的乡村。

　　然而，第二代农民工却是无家的一代。父辈的家只给了他们一个遥远的记忆，他们目睹了城市的繁华和精彩，他们甚至就是在城市里长大，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已截然不同于父辈，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融入现代生活之中。他们也必须融入城市，他们不可能再回到乡村的那栋祖屋，事实上他们也不具备耕作的技能。相对于父辈，他们是偏好已被改变的一代新人。

　　实现他们梦想的第一个跳板是生产流水线。马克思曾经深刻地分析过，现代分工体系是一个异化人性的体系，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科层制和泰罗制管理体系是这种分工体系最典型的表现形式。经年累月的流水线作业，微薄的收入，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观。城市里体面的工作机会被能力、权力或资本所垄断。面对高昂的生存成本，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太可能在城市获得一个世俗的家，也找不到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家”。回不去的故乡和越来越与他们疏离的城市，让他们成为找不到家的一代人。

　　维系他们艰难无望的人生，需要一道社会防护网。这道防护网，应该包括可获得的住房、体面的工作机会、城市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对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富士康可以很快在宿舍里安装一道防护网，但今天的城市还并不打算给他们提供一道社会防护网，因为在“发展”这个宏大的主旨之下，他们被称为“人口红利”、“成本优势”，服务于“发展”这个宏大目标，他们也不应该获得这样的防护网。

　　康德说，“每一个人都是目的”。善待他们吧，他们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应该是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