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条与精神病有关的新闻被突出。一条是公安部5月28日澄清，媒体报道的《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有误，属于公众的误读；监所管理局重申：对没有触犯刑法的普通精神病人，公安掌控下的安康医院一律不得接收。另一条新闻出自《瞭望》新闻周刊，引用国家疾控精神卫生中心的统计，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有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超过1600万。

　　现有的精神疾病收治体系始于1987年，根据卫生、民政和公安职能划分为三大体系。卫生系统所属的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精神病患者的救治任务；民政部所属的康定医院(或称福利医院)，负责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的复员、退伍军人的治疗，以及收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和抚养人的精神疾患；公安部门所属的安康医院，强制收治触犯刑律的精神病犯人。

　　国家对精神疾病的解决方案本就缺乏，分而治之的管理格局更令乱象丛生。从众多悲剧色彩浓厚的实例中可以归纳出一个事实：无论是出于商业考虑，还是源于治安管理，“制造”精神病人的动力一直强劲。去年网瘾治疗甚嚣尘上时，为将其纳入精神治疗的利益范围，多家机构争夺所谓网瘾标准的制定权，而这其中，就包括获得卫生部支持的国家疾控精神卫生中心。

　　与精神卫生中心追求利益扩大化的目的不同，安康医院在运作中沦为治安管控手段，利用精神病鉴定权，随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人权。河南尉氏县公安局为提高破案率，去年抓捕精神病人抵充杀人犯。河南徐林东因帮邻居状告乡政府，被政府关进精神病院6年半，今年才获释。湖北十堰彭宝泉参与上访，年初被警方送进精神病院。安康医院快成了警方收容场所了。

　　诸多事例证明，在一种扭曲的精神病治疗和管理环境下，正常人面临“被精神病”的危险。而这种扭曲的环境不仅让公民身处险境，更破坏了正常讨论精神疾患的学术、政策及立法氛围，使得医学问题往往屈从于行政干扰，无法以科学的途经得到解决。其实，夸大渲染精神病人的数量和威胁，渲染精神病人威胁论，得利的不是别人，只能是那些希望巩固病态收治环境的人。

　　国务院将《精神卫生法》列入2009年立法计划。对于精神病收治的乱象，将责任推给立法缺位并不公平。问题恰恰是，如果立法不能纠正管理乱象，不能保护公民免于“被精神病”的权利，不能遏制权力在这个领域的滥用，立法就必须谨慎，防止法律被用来固化弊病。例如，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是立法的积极推动者，但他那句“老上访户99%患精神病”的论断让人心生警惕。

　　精神病人管理体系实行了20多年，却在如何正确辨别精神病人的根本问题上产生了混乱。这就出现了一个恶果：真正的危险不在于精神病人数的增长，而是找不到一个稳定可靠的机制去区分病人或是正常人。因此，并不像那些耸人听闻的数据所暗示的那样，疯子并不可怕；一个健康的公民很可能无端地被诬为病人，而且无力反驳与反抗，无法洗清强加的冤屈，这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