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花天酒地的人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而对于一个身负冤案囚困牢狱的人来说，时间又是多么漫长。”说这话的，是广西农民王子发的家人。近9年前，王子发身陷一件命案，尽管他坚称没有抢劫杀人，但几年后仍分别被两级法院判处死刑和死缓。(《中国青年报》6月3日)

　　王子发案沿袭了中国特色式冤狱中的众多典型情节——又是真凶浮现才见其冤，又是媒体关注引发舆论热议，又是官不悔判让洗冤步履维艰。尽管“真凶”供认不讳，王子发犯罪的关键证据也被一一推翻，但这一切仍不能换来他的自由。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对冤狱苦主来说，迟来的正义亦正义。赵作海有万般不幸，但仍等来了“被害人”的“死而复生”，并成功洗冤。王子发万般不幸，惨遭冤狱之后，仍是不幸。我们甚至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知错就改本是例外，官不悔判才是常态。

　　想想那些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司法官们，所遭遇的哈姆雷特之问吧：悔判，还是不悔判，这是一个问题。悔，则面临责任追究可能权杖不保；不悔，则等同于将错误坚持到底，但只要不翻案，个人乃至个人背后的集体的风险都会大大降低。在这样的风险评估面前，要靠司法自纠来清理司法误判，未免太过“浪漫主义”了些。自己做错事，真要打自己耳光，需要的不仅是事实和法律，更需要刮骨疗伤般的勇气。王子发的个人际遇，不过为“官不悔判”又增添了一个现实的例证。

　　所以说，佘祥林案也好，赵作海案也好，决定冤狱能否平反的，并不仅仅是“被害人死而复生”，还有当地主要政法官员“知错就纠”的决心。换作是聂树斌案和王子发案，虽都有“真凶自首认罪”，但没有来自更高权力的助推，平冤洗白仍然无法启动。

　　有媒体记者了解到，河池市人民检察院曾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委政法委递交了两份报告，一份请求尽快审理覃汉宝(真凶)案，一份请求尽快解决王子发案。“但现在还没有结果。自治区委政法委、自治区高院、检察院和公安厅进行了研究，结果还是要我们补充证据。”检察官何智群这样说。

　　“以证据为根据”，是刑事司法的基石。重视证据，无可指责。当年的王子发案，若有这般的证据意识，断不至有王的九年冤狱之苦。今日的“补充证据”，对于证明真凶，当然有重要的诉讼价值。但要知道，证明犯罪，和证伪犯罪的证据标准，有着悬殊的差异。证明犯罪，需要证明被告人与犯罪事实之间具有必然性和排他性。而证明无罪，却只需要证明被告人与犯罪事实之间不具有排他性。从现有的事实来看，当初给王子发定罪的三个关键证据已经在法庭的庭审中全部推翻。证伪已然完成，需要履行的，就是一个法律程序。但遗憾的是，这道平冤洗白程序迟迟无法启动。

　　个中原因，当与“补充证据”无关。连王子发家人也知道“官不悔判”之下的潜规则，“当初给王子发定罪的法官仍身居高位，覃汉宝被定罪意味着王子发案是错案，就要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在某些人的“官帽之重”面前，蒙冤者的“自由之轻”甚至“人命之轻”当可忽略。

　　要为陷入僵局的王长发案解套，媒体关注、舆论热议启动了第一步。下一步，仍然得依赖于更高权力的震怒和明确指示。依上级权力，而不是依司法自身的纠错机制来平冤洗白，这就是中国式洗冤的第一法则。我们呼唤法制化的洗冤程序，却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去接受权力的恩赐。从此角度看来，赵作海出狱后发自内心的“感谢领导”，倒应了咱们的国情。

　　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愿正义降临王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