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反对院士兼职过多，徒挂虚名和领取不当报酬。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向大会作报告时的峻厉重申。应该说，这是劝告也是警告，是痛定思痛之后的亡羊补牢也是狠刹不正之风的制度性反思。

　　院士为何要兼职？院士为何能兼职？被兼职单位为何力邀院士兼职？欲回答这些疑问就需先厘清院士身上的光环。一旦来说，院士术业有专攻，是所在领域的翘楚之辈。但是有科学成就并不代表就能当上院士，院士对道德等方面也有诸多要求。而一旦当选为院士，则不仅意味着荣誉，而且意味着权力和利益，有时就等于“占山为王”。在这种语境中打量院士兼职，或可释然。

　　有的院士急于将名气变现，尽管分身乏术，但几乎来者不拒，只要面对有巨大利益可图的兼职，就喜不自禁，欣然受兼。有些地方、大学和部门之所以邀请院士兼职，也不是无缘无故。据悉，一些省区市规定，院士的生活待遇为省部级，配专车。经济学家梁小民称，“高校选择他们(院士兼职)，一是看中了他们在科学界的声望和权力，有利于拿到课题，有课题就有钱花。给兼职院士的高额费用从何而来？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院士牵头获得的项目中获得？”斯言不谬！两者之所以一拍即合，利益使然！更需要警惕的是，不少时候，两者成了利益交易，而这牺牲的自然是公共利益。

　　合理的兼职并非不可，正当的利益驱动也无可厚非，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明确说：“只要不违反公正的法律，那么人人都有完全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当前不少院士的兼职，不仅过多过滥，还兼得莫名其妙，兼得不负责任。此前引起舆论强烈反响的浙江大学论文造假事件，正是典型一例。

　　鸟翼上系上黄金，它就不可能飞得高；一个人如果唯利是图，也不可能走得远。不同于一般人，院士在学术和道德上都需有极高的标准，而其一旦过度嗜利，“危害的不仅仅是学术和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而且会毒害整个社会”。如今，中国科学院已经意识到了院士不当兼职的巨大危害性，而如何约束院士不当兼职则是更具挑战的命题。”借助道德的力量，使之不愿违背学术道德；借助制度的力量，使之不能违背学术道德；借助社会力量，使之不敢违背学术道德。“但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惩处措施，不及时清理院士兼职的土壤，不剥离院士头衔的神圣化，院士就不可能按捺住利益驱动，不少地方依然会对院士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