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河北邯郸村民刘俊海和其堂叔刘印堂被带入临漳县刑警队。在刑讯逼供下，两人被迫承认是一起特大杀人纵火案的嫌犯。由于证据不足，公检法相互推诿，案件一拖再拖。两人在看守所被关押了15年。2003年，经法院判决，两人无罪释放。尽管已离开看守所7年，但15年蒙冤岁月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抚平。并且，7年之后，关于这起冤案的赔偿至今仍未兑付。这两位中国看守所最长的守望者每天依旧在看守所外守望。(见6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他们都在刑讯逼供下被屈打成招，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蒙冤的“杀人犯”。所幸的是，被他们“杀死”多年的人，又都奇迹般地“死而复生”，并最终让他们的冤屈得以昭雪，于是，“杀人犯”回归平民，且获得了国家赔偿。赵作海得到了国家赔偿之后，曾像阿Q一样地感慨道：我比窦娥赚了。可是，赵作海不知道，当代的窦娥，就在河北邯郸。他们就是刘俊海和其堂叔刘印堂。除了身心的累累伤痕，他们至今也没能拿到一分钱赔偿。

　　从2004年起，他们先后向临漳县和邯郸市检察院递交了赔偿申请书，但“检察院认为没有侵犯刘俊海和刘玉堂的公民自由权”。天哪，被无端关押了15年，且遭受了非人的刑讯逼供，如果这都不算是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那么，公理何存？天理何在？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对于无罪释放者可以直接予以赔偿，且应在3个月内作出决定，案件情况复杂的最长不超过7个月。可是，刘俊海在7年间多次求助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出具赔偿决定书，却始终被阳奉阴违，至今未能如愿。这就是某些执法机关对待法律、对待自身错误，以及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为什么让公检法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这么难？行使合法伤害权时，执法机关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机器，而承担责任时，它又成了虚无缥缈的幽灵。如果没有上级权力的直接干预，仅靠执法部门的自觉，国家赔偿的实施，几乎没有可能。

　　神圣的法律，如果得不到信仰，尤其是得不到执法部门的信仰，那么，法治化建设注定是一句空话。如果民众对法律失去了信任，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不会实现。

　　报道称，2003年，刘俊海被判无罪后，当年酿成这起冤案的相关责任人却没有受到相应追究，这让刘俊海心中一直不能平静。他曾经压抑不住自己，执意要出去报复当年对他刑讯逼供的那几个人。是他母亲的以死相劝，他才没有行动。可以说，仅仅是为了母亲，他选择了忍耐。可是，谁能保证，有一天，刘俊海不会在绝望中疯狂？如果他最终走向报复社会的不归路，那么，我们必须思考，谁是导致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