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高考作弊年年喊打，可却年年出新。6月8日，湖南省江永县一中高考考点视频监控人员和监考教师发现，该县教育局局长毛华东违反回避制度，违规进入其子所在的考场，并涉嫌协助其子考试作弊。（6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在这一作弊事件发生后，有专家再次提议，应该实行更大程度的利益回避，调整考试组织，由当地组考、监考改为异地组考、监考，即由另一个地区的教育部门安排考场、公安部门维护考场秩序，另一个地区的老师监考。这样，当地教育部门官员参与作弊的难度就加大，买通官员、巡考、监考的可能性也减少。

　　这种异地组考，对毛局长们有用吗？难说。毛局长可以在众目睽睽下，违反规定进考场，他难道不会动用权力，摆平异地组考的教育部门人员？毕竟，在一省或一市范围内，教育系统的官员们还是非常熟悉的。这样一来，毛局长明目张胆违规，就变成人不知鬼不觉的幕后操作，成功几率或许更大。

　　每年高考作弊中，都会出现个别地方官员参与作弊，已成为一大特点。治理这种现象，根本之策是招考分离，即将考试由政府部门组织，转变为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

　　我国的考试组织，目前基本上是以行政部门为主导，无论是国家教育考试，还是职称资格考试，并没有社会化、专业化，考试的权威性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部门的许可获得。由于没有竞争，考试组织者并未认真重视考试质量，每年的高考出题质量都受质疑，但由于仅此一家，考生来年也必须选择。我国考生很难像美国学生那样，既可选择SAT，又可选择ACT，还可选择AP考试。这些由社会机构组织的考试之间，完全是竞争、争夺招生高校认同和考生认同的关系。

　　在考试制度改革方面，最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招生制度。”这一描述明确界定了政府、社会机构、学校和考生的权责，而问题是，仅有这样的描述还远远不够。

　　政府教育部门退出具体的考试组织领域，其一，必须排除既得利益的阻力，打破政府部门对考试组织的垄断，交出考试权和评价权。拥有考试权和评价权，势必掌握教育与考试的主导权，对此，行政部门难以主动放权的。为此，必须从国家改革层面调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剥离这些机构原来拥有的权力。

　　其二，积极培育考试组织的公平竞争环境。在过去几年时间中，这方面的改革也在推进，比如各地相继组建教育考试院。但实质上，教育考试院还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很强的政府性质，而高考、中考等考试的具体组织，都依托当地的教育局和学校，考试社会化改革也就“换汤不换药”。

　　由于政府力量强势，社会中介组织难以生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政府部门不愿放权的借口：社会机构力量薄弱，公信力、权威性不够，很有可能一放即乱。实际上，只有行政退出，社会中介机构才可能有生长、发育空间，而在逐渐生长、发育中，社会专业机构将在考试竞争中确立公信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扮演宏观管理和依法监管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