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以来，南方大部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遭受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尤其在福建、广西和四川发生的数起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导致较大的人员伤亡。截至6月17日10时，南方六省严重洪灾共死亡46人，失踪50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23.8万人。

　　洪涝灾害是一个专门的灾害学概念，范围更广，危害更大，其所对应的应对措施也更为系统、完备。此次南方强降雨并无“多少年一遇”的定性，至少说明这绝非危害最大的一次。但有人殒命，洪灾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早前西南苦旱多时，此后略有缓解，再接着一些城市发生水患，现在水患变为国家区域问题，此一变动轨迹亦使我们仍有必要思考中国治水问题。

　　“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这是中国防汛工作的基本方针。此次南方洪灾，国家防总也作出类似要求，务求安全度汛。如果换一个角度提问，安全度汛是否只是一个技术工程问题或者说是否只是一个自然科学或灾害学问题？

　　农业时代和早期工业时代的防洪，多局限于修建堤坝等控制洪灾的工程，而现代社会的治水问题，则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治水不只指向自然，也指向人类自身；治水不只在于驯服一种自然能量，更在于社会大系统能够有机协调并完善，比如社会发展、水土资源开发和配置、治水防洪的投入、减灾法律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建设等等。 

　　这绝非把问题复杂化。事实上，无论是九八洪水、美国新奥尔良水灾、台湾八八水灾、沙兰镇洪灾、济南暴雨事件，以及今年以来多地出现的强降雨，救援背后都有设施修建、城市管理、政府应对等社会层面的反思。总的来说，这些反思都不只是对水这种自然资源表达态度，而是对凸显于水灾的社会更深层问题表达态度。

　　还可引为例证的是，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与《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的对话中指出，在其主政中国水利事业期间，研究开发水源与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的取舍有偏颇，中国近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开发利用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取向，而提高用水效率与效益，保护河流自然功能则是基于未来。现实与未来之间，常出现的矛盾是像水利这种打基础、管长远的事业常因不能快速见效而被置于尴尬境地，水患来了，被重视，水患消退，诸般事务难免松懈。

　　短期来看，治水与投入、建设有关，长远来看，治水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是现代化之一部分。我们不是表达这样一种认识，水灾来临，就呼吁加强投入，旱灾来临，就加大对抗旱的投入，而是主张社会不只是灾害承受体，而应是包含制定并执行社会发展规划在内的综合应对体。我们会面临各种救灾场景，与疲于奔波于各种救济场景、分散化重视问题相比，在一个追求现代化的社会，更有效的是具备基础性的能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与我们惯常看重的一些耀眼指标相比，治水这一指标其实更具考验度，也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