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赵作海冤案善后仍在进行中，最新消息称他的新居已建成，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登门鞠躬道歉，蒙冤入狱11年后重获自由，现在的赵作海表示对政府的后续处理已经很满意。

　　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这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对“道歉”的认识，也是道歉的积极意义所在。这几年，中国官员在各种场合的道歉越来越多，去年《南方周末》曾做《官员道歉十年史》，指出中国官员道歉现象已从“叫好一片”到“渐入常态”，渐入常态并非基于国家法律规定与制度建设，更多是对一种现象的判断。在此层面理解，河南高院院长登门向赵作海道歉并不具有开创意义，权力因失职而检讨错误，道歉以求谅解，这是一种政治素养与仪态，虽说可有可无，但有比没有要好。

　　然而在赵作海事件中，道歉还不能只局限在此一层面来看。道歉是主动寻求谅解，对方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赵作海接受了道歉，且言语恳切朴实，连道歉的官员也释怀。然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形，假如赵作海拒绝，这会不会被视为一次失败，道歉的意义是在对象接受或拒绝，还是在于道歉是否主动，表达是否真诚，以及良心上是否有愧疚，这是一个问题。

　　无论是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还是赵作海案、王子发案，应当承认，它们都是司法的耻辱。我们看到，就事后处理而言，基本方式是基于法律给予赔偿，然而这里面的标准并不一样，除了国家赔偿，还有一些说不清来由的补助与帮忙。聂树斌失去了重归社会的可能，而其他人所受到的重视与帮助也有不同，王子发案真凶自首3年而王子发仍在狱中，赵作海搬进了政府盖的新房，作为自治组织，村里也已经在为赵作海四处物色合适的对象，他所受到的重视堪称“豪华版”。我们并非指责身心遭受创痛的人们，只是难以理解作为冤案，何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善后作为一种权力行为，其边界在哪里，稳定性又在哪里？

　　权力应在规范之内，也就是说，需有合法依据才能行事。很多时候，官员或权力机构可能会承担三种责任，道德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道德责任是一种私德，把内心的愧疚向他人表达出来，政治责任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处理，体现政治系统的清洁功能，法律责任则体现人人平等层面的公正，不分一个人是官员还是普通人。具体而言，道歉与其他的责任不能互为替代，道歉可能会获得人们心理上的宽恕，但制度和法律并不存在宽恕不宽恕的问题，它们需要做的是纠偏，让真正应当承担责任的付出代价，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把它们区分开来尤有必要。

　　道歉是一个官员的行为，先于道歉出现的是其他权力行为。在关注道歉时，我们还应看到其他的权力行为怎么在参与这一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行为甚至不能孤立地来看，它们与权力的日常运行状态相联系，即权力不论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如何作为，都涉及是否有标准、是否稳定、能否为人预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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