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门：非常态维权的“耐药性”

　　■文/李磊

　　从今年3月份起，全国多地发生下跪维权事件，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从辽宁到广东，从江苏到重庆，或单独下跪，或集体下跪。民众为何频频选择下跪这种“古老”的方式来维权？难道真如某维权人士所言，因为跳楼已经没人看了？非常态的维权方式产生了“耐药性”，下一个极端方式会是什么？

　　频频发生的“下跪门”

　　5月18日，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移民新村耕地被邻村侵占发生冲突后，梅子坑村6村民被警方带来的“社会青年”押走，并遭刑拘。随后，近百名村民披“冤”字白衣在雨天长跪于市政府门前，不但无人理会，还被指“在这儿下跪也没用”。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年4月份在辽宁庄河发生的千人下跪事件。4月13日，辽宁庄河市政府门口，上千村民集体下跪。这一跪，跪出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调查显示，该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却不见一文补偿款。当然，最大的故事，莫过于这一举动，竟然跪倒了庄河市的父母官：市长孙明被责令辞职。

　　今年以来，类似的下跪维权事件频频发生。4月27日，因不堪忍受园区排放的有害气体和化工废水，江苏省溧阳市别桥镇绸缪精细化工园周边200余名村民将化工园区3个出口团团围住，并拉起横幅围坐堵路。村民下跪要求化工园停产，并要求政府部门对园区周边的4个村庄进行搬迁。之后，又有消息传出，湖北省公安县300多名被辞退的民办教师集体下跪，要求各级政府落实中央政策，给予他们公办教师资格。他们一边下跪，一边打开横幅，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再联想到近日重庆十多名喊冤者在法院门前下跪，痛哭不已，想借助审判文强的机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使自己的不公遭遇能够得到解决。然而，在这一系列的报道中，相信人们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那就是，现代社会民众想见一面父母官，为何会如此困难？

　　谁折了民众的腰？

　　有学者指出，如此频繁的下跪事件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民生权利的严重匮乏，折射出权力的极度傲慢与冷漠，也显示出了官员与民众的距离与隔膜。只有当地位悬殊、权利得不到承认，甚至根本没有权利意识的情况下，才会用这种极度示弱、甚至丧失人格尊严的方式，将原本的公民权利变成一种对权力的乞讨。是谁把民众逼到如此卑贱的生存底线？这是政府应该深层反思的。光天化日之下，跪在市政府门口的背后有多少的辛酸和无奈？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要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试问，让民众跪在政府门口是不是在剥夺人民的尊严？

　　现在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思维，还停留在旧的时代。他们眼里的模范公民，就是顺民，逆来顺受，而且不声不响，稍有诉求，伸张权利，即深恶痛绝，斥之为“刁民”。然而，任何时候，民众都会有所诉求，当正常的诉求通道被堵，一部分老百姓就可能采用极端的维权方式。如果说，这也是“骨质疏松症”，那么，这种病症，也是一部分官员强行植入的。

　　当然，这些官员敢于置民情于不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仕途上，民众的意见并不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非常态维权何时休？

　　对于“下跪门”所引发的社会关注，有专家认为，“跪出来的正义”更像是权力的施舍，与法治无关——须知法治正义才是最正当的正义，它依托制度，有序生产；乞求得来的正义却依托漂浮不定的长官意志。然而，这种靠强势者迫于道义、舆论的压力而良心发现的维权行为，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有关人士已经指出，无论哪一种指望舆论关注的非常态维权，一定会产生“耐药性”。某种形式刚出来时，因为吸引眼球，舆论予以高度关注，某些官员迫于舆论压力，那么事情可能会得到解决，维权者的目的就达到了。可同类事件一多，因丧失新意而使媒体产生疲劳，有关部门和官员就会越来越不在乎了。

　　某种非常态的维权方式一旦产生“耐药性”，那么这类方式将会被更多的人弃用，维权的弱势者会出新的“创意”，追求花样翻新以达到吸引公众注意的目的。长此以往，非常态的维权方式只会越来越悲情，越来越残酷。

　　当然，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上看，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城市要发展，地方要建设，难免会有各种利益冲突和对立矛盾，政府在其中需要承受各方面的压力，也需要解决各种矛盾。如果有冤情的人一下跪，就能够得到VIP的待遇，那确实会给政府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政府官员推脱责任的借口。人民有了冤情却得不到伸张，就证明政府在工作中有环节没做好，比如政府和民众的交流渠道不畅通，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没有依法进行，政府的工作没有公开化、透明化，制度未健全完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政府官员必定是难辞其咎。

　　建立政府与民众畅通有效的交流渠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完善各种制度的建设，促进政府工作的公开化、透明化、法制化进程，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