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复旦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校长杨玉良寄语复旦学子“做一个勇于担当责任、解决问题的创造者。”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院士今年在毕业典礼上以“根叔”的形象走红之后，在中国高校引起了一股“根叔”式演讲的旋风。(7月4日《长江日报》)

　　近来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颇受关注。继“根叔”之后，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以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演讲都颇受关注。在这些演讲中，笔者注意到，“官话渐少”成为一个显著的关注点。这意味着当下不少大学校长开始有意识地摒弃官话，最起码在大学生面前是如此，而这种摒弃是不是真正的属于大学校长本身应有的“自觉”，值得探讨。

　　一般认为，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创建、运行、革故、鼎新、发展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述：“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想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可是，“做一个学校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正因为如此，杨玉良没有回避当前大学存在的弊端以及李培根对大学生一些不满的关注、重视，获得了学生的掌声互动，更激起了舆论的涟漪。这足以说明社会对大学校长的期待在加深。零星进入舆论视野的大学校长们和那些没有进入公众视线的大学校长们，理应对“根叔”式演讲受到欢迎进行理性的反思和追问，进而审慎对待自己的责任担当。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谈起自己12年校长生涯只出过一本《大学工作》的专著时，没有底气不足，而是认为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带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是与校长的“大学工作”背道而驰，除了不明职责地忙个焦头烂额，没任何美妙可言。因此，从去官话开始，我国的大学校长们何时才能不为自己的厅级、处级校长的名头座次斤斤计较呢？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因此，“根叔”式演讲仅仅是中国大学校长们的一个开始，我们期待更多的“根叔”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