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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等进行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时，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对文化遗产内涵的肆意歪曲和滥用。对于有争议的、未经认定的，不宜命名或宣传。为保证命名的严肃性，各地不宜对文艺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进行命名故里等活动。（中新网7月13日）

　　以经济发展的名义争抢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已经成为一大社会现象，甚至一些本当谨言慎行、秉持独立精神的学者，也不惜为地方利益掺和帮衬，看似学术争论气氛浓厚，实则是一场弥漫着铜臭气息的赤膊较量。地方的发展热情可嘉，却不可以随意左右历史，或各取所需地颠覆文化乃至生硬地捏造。

　　发展难免浮躁，但公权不避讳，尤其在争夺中扮演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角色令人警惕：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积极运作，另一方面主管部门积极充当判官角色。就当前的社会发展来看，炒作是经济的表征之一，理当得到社会公共道德的约束，或者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淘汰。公权的积极介入，使那些原本恶俗的炒作行为，顺理成章地烙上“官方”色彩。而一些判官角色的不合理存在，导致地方的炒作行为，转变为对上层审批资源的争夺。

　　7月11日的《瞭望周刊》曾载文：就近年来各地政府举办的节庆活动，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官办节庆”模式没必要全盘否定，但应尊重市场规律，引入市场化机制，尽量由企业或者行业协会承办，这是解决各地举办节庆过多过滥问题的有效途径。权力从赤膊较量转为退居二线，由主导转向服务，这不仅是公权发展的应有之义，还可以避免因为利益纠葛过于复杂与诱惑，导致公权作为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职责方向。

　　与“官办节庆”异曲同工，对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的争夺实际是“官办节庆”现象的变种。不同的是，名人故里、故居或文化遗址首先是历史文化，其次才是商业开发。历史文化本身就值得研究探讨，公权过度介入，只会人为扭曲文化的发展路径，赔上的自然是公信力。

　　故里炒作，公权可以围观但不宜充当判官。围观并不是不闻不问，而是做好相关服务性工作。天津历史学会理事裴钰的建议就颇值得借鉴，“对基于经济需求之上的重大学术分歧，应该依照国际通行做法，设立学术研究基金，将公共资金投给相关的学术基金，由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来组织相关的研讨过程，才能确保学术程序的规范（《中国经济周刊》7月6日）”。学术本就是科学的精神内核之一，尊重学术，实际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