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举报”为什么一地鸡毛？

　　学术举报已多少搞成了这个样子：既可以护送真正的抄袭安全过关，也可能使抄袭的指责成为泼污的手段

　　何三畏

　　从公共的层面看，自王彬彬教授检举汪晖先生学术抄袭以来，等于是又让公众看了一回中国学者的笑话。

　　我不是指“抄袭事件”本身，抄袭事件本身是否成立是另一回事，我是说“辩论”中的学者们使用的方法和逻辑，是够没趣的。他们大多并不真正面对事实，他们面对“态度”，面对“营垒”，转移话题。他们在“使气”。抄袭与否应该不难求证，应该没有什么辩论头，但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共辩论的题目。

　　而他们陶醉在自己营造的这一困境里，保持了相当浓厚的精英意识。假设公众是没有常识的，正是他们的出发点。一位老作家批评王彬彬和“大众媒体”的共同“错误”是：事关学术抄袭这样的“学术问题”，不该在大众媒体发表，理由当然是大众不具备常识。但引文注释的规矩有多么深奥呢，打个粗鲁的比方，它可能不比上市公司的报表难懂。但是，后者，股民能懂。说白了，假设公众有常识，也是一种学术真诚。

　　检举学术抄袭，当然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即便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也有相当严重的道义责任，所以，应该理解为，检举者个人和发表的媒体是共担风险的。那么，只要当事人和媒体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揭发学术抄袭的文章，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

　　王先生的文章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但“毫无影响”，这似乎说明中国的学术共同体“没人值班”？而同一文章在大众媒体发表后，引起热议，“学术机构”仍然不调查不表态，说明中国学界“不遵守国际惯例”。那么，如果王先生不在大众媒体发表又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学者上书”和“学者签名运动”。但是，“上书”不会比其他案件的访民的情况更好。中国的大学和相关学术机构不把判断和处理学术抄袭线索，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跟访民处处碰壁的逻辑一样。

　　朱学勤先生被指抄袭后，采取了对自己，也是对公众和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一方面配合公众舆论，自证清白，同时又吁请组织鉴定。但是，大学和学术机构有独立的品格意识吗？那么，它的“鉴定”，会比一个学者的公开表态更值得信任吗？

　　学术不独立，学者和学术机构就没有品格。中国的学术缺乏诚实。目前最诚实的表现就是回到常识，回到事实。不要把不同的意见指为“阴谋”。任何分歧都不以“阴谋论”去观察。事实和逻辑也不得向任何“特例”妥协，也不得向任何“好人”优惠。

　　例如，对汪晖和朱学勤二人的涉嫌抄袭的指控，不能因为那是80年代的学术环境下发生的，也不能因为“他们是贡献”的，而予以“历史的同情”和“将功折过”。幸也不幸的是，如果说经济和政治的“原罪”常常不得不被时间赦免的话，“学术原罪”是无法赦免的，因为学术更高贵，流传得更加久远，后代人永远要问为什么。

　　我想再说一下学者的谦卑。特别是人文社科学者要向数理科学家学习谦卑。要知道，前者比起后者来，是受到“专业优惠”的。任何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真正的人文大师都是很少的。可是，任何时代人文社科书籍都汗牛充栋。理论上，数理科学家不可能把一个没有想清楚的理论卖成稿费。但人文社科却常常因为被捡到篮子里了，而被认定是菜。数理科学家掌握着不为大众所知晓，也无法让大众知晓的“秘密”，但他们更多平和。他们不可能像许多人文社科学者那样，把大众看成“群氓”或“愚氓”，然后又以学术的名义去裸奔，还自以为穿着很漂亮的衣裳，大众会一路鼓掌的。

　　中国的学术一方面缺乏真诚，另一方面还缺乏善意。从目前的情况看，学术举报完全可能搞成这样的局面，或者已经多少搞成了这样的局面：既可以护送真正的抄袭安全过关，也可能使抄袭的指责成为泼污的手段。

　　这对于学术来说，当然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规范。例如，规定举报者负有怎样的责任。在学术范围举报，和在大众空间公开举报，要规定不同的责任。在公共空间匿名举报，应该规定更严厉的责任。而数理和工科方面的腐败举报，由于公众不可能具备判断力，一般应该限定在专业范围。如此等等，都是很必要，也是很紧迫的事情。